作為研究人員活躍在一線的同時，MOI教授（右）還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辛勤養育著下一代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大流行讓人類意識到，傳染病是世界範圍的課題，採取對策時也必須擁有全球視角。本文采訪了從馬來西亞的大學畢業後留學日本，對經由蚊蟲傳播的病毒感染症進行了長達約20年研究的東京大學大學院醫學系研究科教授MOI MENG LING，傾聽了她的研究歷程，請她介紹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對研究人員需具備的特質等問題的看法。
因疾病而踏上研究之路
在人類歷史上，傳染病的流行曾多次瞬間奪走大量的生命。至今為止，人類歷史上已經有過鼠疫和天花大流行的記錄，每年都會流行的流感和最近幾年的COVID-19等，各種傳染病時刻在威脅著人類的生活。
所以，如何制定傳染病對策對世界各國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題目，不僅要以國家為單位採取措施，還需要各國共享知識和經驗以推進研究。MOI教授便是充分利用自己在亞洲各國積累的豐富經驗，活躍在傳染病對策最前緣的一位專家。
MOI教授出生於多民族國家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MOI教授最初在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環境科學科學習微生物學，之所以在日本研究傳染病，是因為她自己曾經感染了登革熱。
馬來西亞與泰國、文萊、印度尼西亞毗鄰，新加坡更是與其隔海相望的鄰國
MOI教授回顧道：「我在上大學期間得了登革熱。登革熱是以蚊子為媒介的病毒性傳染病，東南亞每年都會有很多人因此而死亡。儘管如此，目前仍然沒有研發出有效的藥物或疫苗。因此我開始思考自己能做些什麼。」
在日本留學時遇到了一生的恩師
在筑波大學的留學時代（MOI教授提供）
決心到海外研究感染症的MOI教授申請了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留學項目並被錄取，來到日本筑波大學留學。馬來西亞是一個對日本很友好的國家，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日本的產品和飲食文化都很常見，日本的電視節目也經過翻譯後在當地熱播，大家對日本抱有親近感。
MOI教授在筑波大學日語·日本文化學部學習日語後，進入了碩士課程，開始研究子宮腺肌症。但在之後的博士課程中，她意識到應該做自己想做的研究方向，於是MOI教授找到了蚊蟲傳播性病毒感染症研究的第一人——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倉根一郎老師（曾任所長，現為名譽所員）。之後MOI教授在保留筑波大學學籍的同時，開始頻繁出入感染症研究所。她說：「在我的研究生涯中，與倉根老師的相遇非常重要。他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每天面對的都是寶貴的經驗。」
登革熱發生在有埃及伊蚊等蚊蟲的熱帶及副熱帶地區的100多個國家。進入本世紀以來，感染人數急劇增加，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報告的病例數高達520萬件。並且，2022年也以亞洲為中心發生了大規模的流行。
登革熱病毒電子顯微鏡圖像（MOI教授提供）
MOI教授一邊關注登革熱感染人群的免疫反應，一邊進行研究。「有部分人會症狀加重，而另一部分人卻能以輕微症狀收場。我想如果能查明其原因，就能弄清人體防禦的要素，或許能對疫苗的開發有所幫助。」
信賴關係對於海外合作很重要
博士課程結束後，MOI教授作為厚生勞動省的技術官，繼續留在感染症研究所進行研究，並於2015年1月就任長崎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副教授。她還兼任了世界衛生組織（WHO）熱帶新興病毒傳染病指定研究合作中心的副中心長，比以往更加積極地前往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地區進行實地考察。當地醫療負責人進行採血，MOI教授等人在研究室負責實驗和分析。比如她率領團隊具體分析了東南亞的寨卡熱大流行，並從遺傳基因的角度提出了對策方案和建議。另外，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時，她為日本與WHO的資訊交換等研究及對策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
在越南胡志明市巴斯德研究所，作為WHO講師進行寨卡病毒診斷講習會的情景（MOI教授提供）
MOI教授指出，在與海外研究機構合作時，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有明確年限的合作項目，在日本即使出現了政權交替，也可以安心地在所定期間内進行研究。但在東南亞，會因為政權交替，突然中斷研究費的情況。」因此，在與東南亞各國的共同研究中，找到可靠的對口單位，掌握當地實際情況就很必要。
另外，感染症多發的熱帶、副熱帶國家中，大多數與歐美及日本有著經濟差距，雙方的利害關係也有不同。大型製藥公司會擔心即使開發疫苗和治療藥物，也得不到與投資相稱的利益。而發展中國家則擔心即使提供樣本也不能享受研究的成果，反而成為製藥公司獲取利益的工具。在此背景下，曾經也有國家拒絕向發達國家的研究機構提供新型傳染病的樣本，WHO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
為了避免這樣的事態發生，MOI教授主張：「我們不應該等到傳染病出現後再合作，而是要在平時就與國外研究機構認真簽訂協議，構築起以研究人員為中心的人際關係網路，與當地人友好協商後進行研究。並且，在取得成果後，都應該回饋給為研究提供樣本的國家。」這樣獲得的信賴關係，將有助於在發生新的傳染病時迅速採取對策。
資訊傳播快速，要求研究人員之間通力協作
MOI教授於2021年10月轉任到東京大學大學院醫學系研究科。她說，雖然一心一意做研究這一點並沒有改變，但研究人員所處環境在這10～20年裏發生了巨大變化。
MOI教授的研究室中，除了有大量病毒樣本作為數據冷凍保存之外，還有許多用於實驗合測量的設備
MOI教授切實感受到：「最近資訊的擴散速度加快，這要求我們需要與其他研究人員充分合作，盡快取得成果。」事實上，在對應COVID-19期間，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成果不斷發布，而這些成果瞬間就傳遞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
正因為如此，進行共同研究的合作夥伴不應僅限於日本國内，還需要考慮活用海外的補助資金。此時，理解各國的特性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MOI教授是這樣分析日本的：「因為日本有很強的要做出好東西的意願，所以能夠開發出安全、高可靠性的成果。」在技術方面，「日本雖然在COVID-19的應對上有所滯後，但日本的技術並沒有落後。例如，有些企業在肽的生成方面擁有很強的技術實力，應該也可以在疫苗的開發上發揮作用。」肽由多個氨基酸結合而成，與蛋白質相比是一種小分子。也就是說，如果能將病毒的部分蛋白質再現為肽，並有效激活免疫的話，就可以成為有效的疫苗。
另一方面，如果要進行臨床試驗，日本則難度較高。對此，MOI教授指出：「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對臨床試驗則非常積極。如果將日本的研究成果帶到各國的臨床試驗中，我相信會獲得相輔相成的效果。」如果僅在日本國内做研究，是無法得到臨床數據的。將世界作為舞臺，才能使可能性變得更大。
國家不同，研究和實驗方法也不同
MOI教授表示：「我希望日本的年輕研究人員能多去海外看看。研究、實驗方法、研究者所處的環境和團體也因國家而異。通過與多國交流，可以擁有更廣闊的思維，因此為自己創造機會不斷發展是很重要的。」
另外，關於從海外返回日本時，是否能得到相應職位的問題，MOI教授表示：「現在日本在擔心人才不足。擁有優秀成果的研究人員自不必說，在海外積累了經驗，提高了自身實力的研究人員也是非常搶手的。」
「此前，我對登革熱和寨卡熱病毒的性質、特性等進行了研究，今後希望開發出更進一步的可實際使用的疫苗。」她表示，年輕時在登革熱的折磨中激發出來的志向，現在才實現了一半。今後，MOI教授還會與不同國家攜手研究，走向未來。
正在檢查以蚊蟲為媒介的日本腦炎病毒樣品的MOI教授
MOI MENG LING
東京大學大學院醫學系研究科國際保健學專業國際生物醫科學講座、發達醫科學、主任教授。
原文：JST Science Portal 編輯部
照片:除本人提供外均為編輯部拍攝
翻譯：JST客觀日本編輯部
【相關鏈結】
MOI教授的個人首頁
東京大學醫學部健康綜合科學科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