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認為「日本研究實力相對下滑」的聲音不斷，然而就是在此背景之下，坂口志文、北川進獲得了2025年的諾貝爾獎。若按進入21世紀以來各個國家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來排名，日本位居美國之後，排名世界第二，在亞洲地區更是壓倒性領先。為什麼日本能產生如此之多的諾貝爾獎得主？為了今後也能繼續出現諾貝爾獎獲獎者，又需要怎樣的舉措？為此，我們從學術研究歷史的角度，採訪了日本學術振興會理事長杉野剛。

杉野剛：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經濟學部，1984年進入文部省工作。曾先後擔任文部科學省學術研究助成課長、國立大學法人支援課長、私學部部長、（獨立行政法人）國立文化財機構理事、研究振興局局長等職務，2022年4月1日起任現職。（供圖：科學新聞社）

理由「其實並不清楚」

日本首位諾貝爾獎得主是1949年獲得物理學獎的湯川秀樹博士。諾貝爾獎設立於1901年，也就是說，在諾貝爾獎設立後的近半個世紀裏，日本人始終未能獲獎。

然而，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日本科學家幾乎以「每10年1人」的節奏持續獲獎。進入21世紀後，25年間已有21位日本人獲獎，幾乎平均每年1人。如果只看21世紀，日本雖不及排名第一的美國，但已經能與英國競爭第二，並且是歐美之外唯一一個「諾貝爾獎常客國家」。

日本人獲得諾貝爾獎為什麼會增加這麼多？我也做過多種調查以及思考，但坦率地說，理由並不清楚。有專家提出語言環境說，認為能用母語學習全部學科是一大優勢；有人提出講座製說，認為過去的大學講座制度對推進特定研究極其有效；也有人提出「匠人精神說」，認為日本人凡事追求極致的氣質發揮了作用。但這些都未超出推測的領域，不能作為證據。歸根結底，日本人獲得諾貝爾獎人數多的理由並不明確，但日本產生了大量諾貝爾獎得主確是事實。作為一名日本人，我對此由衷地感到自豪。

30年前的《大學貧窮物語》

但也有悲觀看法認為，「諾貝爾獎授予的通常都是20～30年前的研究成果，今後日本的獲獎人數恐會減少」。這種看法恐怕來自於對當前研究環境的擔憂，或是來自對某些國際指標的注視。但既然連日本為何能大量獲獎都不清楚，「今後一定會減少」的說法也就缺乏合理的解釋依據。因此，我並不認同這種觀點。

況且，30年前的日本，對研究人員而言也絕非「黃金時代」。可能已經很少有人記得了，30年前的1996年，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會長、前東京大學校長有馬朗人撰寫了名為《大學貧窮物語》一書。書中痛陳了當時國立大學研究經費匱乏、設施設備陳舊，大學何其「艱難」的處境。

其實不止是30年前。日本導入大學制度至今約150年，可以說日本大學的發展史本身就是一部與經濟拮据抗爭的歷史。與建立在擁有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社會與經濟積累之上的歐美大學相比，日本的大學歷史短、積累少，還經歷過多次戰爭，師生長期在研究經費和設施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從事研究。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如今卻成為「諾貝爾獎常客國家」，這確實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資金當然很重要。沒有經費，研究就無法進行。但若問：只要研究經費充足、研究大樓宏偉，就一定能讓諾貝爾獎得主輩出嗎？一些國家的事實告訴我們未必能夠做到，那些國家的相關人士對此也心知肚明。研究經費的多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研究經費是在怎樣的指導思想下分配給研究者的。

研究活動的主角是研究者

當今世界，各國紛紛提高科技政策的優先，加大研究投入，投資規模得以節節攀升。這有其合理性，基本是件值得稱讚的好事情。但必須牢記：真正從事研究活動的是研究者，主角絕不是政府。

無論政治形勢如何，無論對研究經費的數額有無不滿，創造一個所有領域的研究者都能安心地投入自己真正想做的研究的環境，這才是最根本的。唯有如此，優秀的年輕人才會立志成為研究者，研究者群體才能不斷壯大，政府的投資才能真正發揮效果。

需要強調的是，上述其實是一個非常難以實現的條件。正因為各國政府高度重視科技政策，反而導致政權更迭時政策會頻繁變化，研究者被迫左右搖擺。這種情況連科技大國美國也不例外。就這一點而言，日本其實令海外研究人員非常羨慕，而日本人自己卻沒有意識到。

我隱約覺得，解開日本「諾貝爾獎之謎」的關鍵，或許就隱藏在這裡。當然，這也只是我的猜測。但我願意相信這一猜測，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日本研究人員的能力以及他們對研究真摯的態度。因此，對於未來的諾貝爾獎和日本研究實力，我始終持樂觀態度。

從昔日德國的失敗中學習
學術研究的發展離不開國際交流

最後，圍繞諾貝爾獎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插曲。日本學術振興會在二戰前曾出版月刊《學術振興》，其中一期刊登了關於諾貝爾獎的文章。文章介紹了諾貝爾獎是世界上最具權威的學術獎項，並寫道：「雖然日本科學家尚未獲獎，但相信未來必定會出現日本人獲獎者。」同時還刊載了各國獲獎人數排行榜，其中遙遙領先的正是德國——足見戰前德國研究實力之強。

接著，創刊第二年該刊物報導：「德國政府禁止本國國民接受諾貝爾獎。」起因是，一名批評納粹政權的德國記者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希特勒對此大怒，遂禁止德國人獲獎。

結果，德國很快失去了諾貝爾獎排名第一的位置，名次也不斷下滑。由於大量非德國籍的優秀研究人員因嫌惡納粹政權而逃亡美國，德國的研究實力隨之嚴重衰退。雖然這與今日德國的形象大相徑庭，但這一特殊時期的事例清楚地表明：狹隘的民族主義與孤立主義，可能成為學術研究最大的敵人。

所謂「來自本國人、為了本國人、服務於本國人的學術研究」，本質上存在侷限性。歷史告訴我們，學術研究只有在與世界各國研究人員的交流中，才能不斷提升。基於這一點，當下的美國令人擔憂；地理位置本就不利於國際交流的日本，更需時刻保持警惕。特別是一旦年輕的日本研究人員開始猶豫赴海外研究機構工作，或反過來海外研究人員、留學生變得難以進入日本的大學，對日本的學術研究的未來而言都是是重大的損失。

目前，日本的學術論文與歐洲各國相比，國際合著論文的比例要低許多。過去20年，歐洲主要國家的論文國際合著率大幅上升。我認為對日本而言，這或許才是最值得關注的國際指標。

原文：《科學新聞》
翻譯：JST客觀日本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