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日本大崎醫院東京心臟中心理事長遠藤真弘
開業於2005年的日本大崎醫院東京心臟中心，在心臟病領域有着極高的威望。憑藉着高效率的冶癒模式，現今該院已經成爲日本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福地。
醫院理事長遠藤真弘先生是日本心血管疾病冶癒的先驅，曾在1973年成功確立了選擇性冠狀動脈造影法，後於1976年全球首次成功利用介入冶癒方法治癒了因血栓堵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塞。
日前，我走進大崎醫院東京心臟中心，聽聽這位泰斗級的醫學大師對日本心血管專科醫院的思考以及對中日醫學交流現狀的看法。
日本大崎醫院東京心臟中心理事長遠藤真弘
其他醫院難以達到的高效率
蔣豐：日本大崎醫院東京心臟中心以高效率的冶癒模式著稱，在日本國内外都受到了患者的擁護和醫學家們的肯定。這種高效率的冶癒模式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能否給他院提供一些參考。
遠藤真弘：我院的高效率主要是以大學附屬醫院爲參照。大學附屬醫院和我們專科醫院的不同之處其實很好理解。舉例來說，冠狀動脈的造影CT檢查，如果在大學附屬醫院做只能預約一個月以後的日程。這類檢查，脈搏或者說心臟短程飛行的越慢越能拍出比較清晰的片子，因此需要使用β接受者阻滯劑，像是倍他樂可等藥物來放緩心跳。於是大學附屬醫院就會開具一粒藥的處方讓患者前往藥店自行購買，並且還要求患者在一個月後的某月某日早上八點喝下，如此繁瑣的程序，對患者來說也是一種負擔。而我院則採取當天來當天喫藥當天檢查的方式，方便了患者，減量了不必要的程式。
驅動一生的三個目標
蔣豐：您的一生都在潛心研究和冶癒心血管疾病，可以介紹一下您的經歷和成就嗎？
遠藤真弘：我曾師從世界級心臟外科先驅榊原仟先生。榊原仟先生曾要求我完成三個目標。第一個目標是開拓當時日本尚未擁有的選擇性冠狀動脈造影術；第二個目標是建立當時全世界都不存在的冠狀動脈外科，讓其成爲獨立的醫學門類；而第三個目標是要求我去研究如何冶癒動脈粥狀硬化。
我自從1967年進入東京女子醫科大學心臟血壓研究所便開始着手研究選擇性冠狀動脈造影術，當時收集了800多份醫學論文文獻，並編寫了冠狀動脈造影教科書。這本書是日本在該領域的第一本教科書。
從專業來講，就是利用血管穿刺術，在動脈中刺入介入冶癒用針，再透過針孔將導線放入血管，而後沿着導線將導管插入血管，將造影劑直接注射至冠狀動脈處。今天只要提到冠狀動脈造影，内科醫學家幾乎全都在使用這樣的方法，但這在當時還並不被世人所知。當時的冶癒方法還比較粗暴，要被外科醫學家開啟血管。
說起冠狀動脈介入手術，首次實施是1970年的2月8日，由日本大學的瀨在幸安先生主刀。瀨在幸安先生從患者的大腿動脈取下血管當做導管，置換大腿動脈的是名爲大隱靜脈的表層靜脈。而我們在同年的6月使用了肋骨架内動脈做導管成功實施了介入手術。同年9月份，神戶大學的麻田榮教授也使用腳部的大隱靜脈成功實施了介入手術。1970年可謂是日本的冠狀動脈外科的黎明期，從那以後這種冶癒方法便開始了放大式的隊形變換。
全球首次利用介入冶癒溶栓成功
蔣豐：您對栓塞導致的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實施介入冶癒手術溶栓，並獲得世界首次成功是在六年後的1976年吧？
遠藤真弘：是的，當時在對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進行造影時，我發現右側的冠狀動脈完全堵住，血液已經無法流通。於是就將計就計使用介入冶癒法中的導線，透過摩擦來打散血栓。這個手術是1976年進行的，但遺憾的是當時並沒有把這種冶癒方法寫成論文發表到全世界。三年後的1979年，美國一位名爲Rentrop的醫學家嘗試了同樣方法的冶癒，並用英語發表了論文。
現今這種介入冶癒法已經得到了進一步的隊形變換，還出現了球囊血管擴張術。用球囊擴張血管，然後用金網製成的支架支撐血管，這可以讓完全栓塞的冠狀動脈被再次疏通，快速改善血液流通狀況。這就是現在的PTCA（冠狀動脈成形術），1977年由蘇黎世大學的德國醫學家Andreas Gruentzig首次實施。從那以後血栓溶解療法便退出了歷史舞臺。
順帶一提，在介入冶癒溶栓方法發明前，1974年我院的上松瀨勝男院長曾在日本首次使用大量尿激酶進行溶栓，使血栓溶解療法在日本獲得了成功並獲到普及。這也是日本心血管外科史上的一段佳話。
中日醫療的規模差異
蔣豐：近年來，到日本旅遊的中國遊客逐年激增。尤其是富裕人羣，非常青睞到日本優質的醫療機構進行體檢和冶癒。包括中國患者在内，能爲我們介紹一下貴院在接待外國客人方面的實績嗎？
遠藤真弘：我院距離東京羽田機場很近，距離JR山手線大崎車站也只有五分鐘距離，交通便利。大約從八年前開始，我們就接收慕名就醫的中國患者。最開始只有零星的一兩位，還不成規模。不過隨着患者們對實際就醫體驗的傳播，現在每個月都有約十位患者前來就醫。
蔣豐：伴隨着經濟的高速隊形變換，中國的醫療水平也在不斷擧升，遠藤院長是如何看待今天中國的醫療人才與設施的呢？
遠藤真弘：我認爲中國醫學家的資質水平都非常高，其中從美國學成歸國的醫學家也不在少數。中國的總人口十倍於日本，醫院的數量也理應十倍於日本，然而現實是中國醫院數量不足。這就導致了中國醫學家看病的時間比較短。例如心臟手術，日本醫學家一般是一天做一例，而在中國的醫學家們一般要一天做上三例手術。日本人口有一億三千萬人，心臟手術在全國500處醫療機構進行。如果包括冠狀動脈支架等手術的話，大約有1500家醫療機構可以開展心血管疾病冶癒。儘管中國擁有十三億的人口，但醫院數量較少，不成比例，所以同時使用十幾個手術室進行心臟手術，每年能夠做到一萬例手術的醫療機構也是存在的。我認爲，這種規模上的差異是中國醫療和日本醫療的最大區別。
「診斷病人而不是診斷病」
蔣豐：您有訪問過中國嗎？您心目中最爲理想的醫學家是什麼樣子的？
遠藤真弘：當然去過，2017年我還前往中國進行了醫學交流。交流成果都展示在本院網站上，這都是我們的驕傲。
我院和上海的浦南醫院有着長期合作關係，我院的細川丈志副院長擁有將完全堵塞的血管回復原樣的高超技術。他曾經兩次前往浦南醫院集中對中國患者實施了這種血管擴張手術。浦南醫院的劉衛東院長也畢業自日本的醫科大學，擁有中日兩國的行醫執照，日語非常流利，醫術更是一流，是我們和中國交流的重要橋樑。
我認爲和中國的醫學交流非常重要。我院還接受過從錫州的醫院前來研修的中國醫學家們。對待心血管疾病的冶癒，我院的一貫做法是在手術完成的第二天便開始復健訓練。中國醫學家們也想在中國克隆這種復健模式，所以有很多人專程來到我院參觀學習。
「一切爲了患者」，我認爲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是對醫學家來說最重要的事。「診斷病人而不是診斷病」，這也是慈惠會醫科大學的創始人高木兼寬先生的名言，我這一輩子都時刻將這句話牢記在心。能做到以上兩點的，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醫學家。
轉載自《蔣豐看日本：當代名醫訪談錄》（東方出版社）
編輯修改 客觀日本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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