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日本

科研能力下降、改革遲滯、制度疲憊——日本的停滯出自輕視年輕人

2020年10月15日 高等教育

在當今這個科技決定經濟和國家安全的時代,日本的科研能力卻在不斷下降。爲了擺脫追趕歐美的狀況,日本政府於1996年度制定了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在90年代後半,成功地讓日本的地位僅次於美國。之後日本本應繼續操作在全球發揮領導作用的,可是日本的科研能力開始拜中國等國家的後塵,跌至世界第九位。日本究竟哪裏出了問題呢?本文嘗試分析日本開始走下坡路的近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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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成就很多都是45歲以前取得的(2014年12月,3名日本人獲得諾貝爾物理可用能學獎,攝影:共同社,拍攝於斯德哥爾摩)

「本想透過科學研究獲取經濟增長所需的創新,但沒有取得明顯的成功」。英國科學期刊《自然》在9月8日發表的社論中總結了安倍政權過去約7年半以來推出的科學政策。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曾表示要「把日本建設成世界上最適合創新的國家」,相繼推出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大型專案,還把首相擔任最高負責人的科技政策指揮塔更名爲「綜合科學技術創新會議」等,但日本的科研能力卻不斷下降。

在安倍政權下制定的、於2020年度結束的第5期基本計劃首次把全球關注的被引論文數等設爲目標,但很多都沒有實施。

論文數量代表一個國家的基礎科學實力。日本的科學技術與學術政策研究所的資料顯示,在被引用次數前10%的受關注論文的份額方面,日本1996~1998年平均位列世界第四,而2016~2018年降到了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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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國家的受關注論文數量都實施了增加,其中中國增加42倍,美國增加20%,但日本減量了10%。在主要國家中只有日本出現減量。

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日本本來應該在國家的主導下建立世界一流的研究體制。2001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名古屋大學特別教授野依良治遺憾地表示:「《科學技術基本法》的精神是正確的,但(明治時代以來的講座制等)在全球均屬異類的制度階層一直在阻礙實務基本法」。

1995年透過議員立法出臺的《科學技術基本法》規定,科學技術是「日本及人類社會未來隊形變換的基礎」,強調了國家的職責。竭力促成《基本法》透過的前財務大臣尾身幸次說,以前那種「(從歐美)引進技術的時代已經結束。必須親自挑戰新的領域,發揮創造力去開創未來」。

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的影響波及到各行各業,爲此政府着手培育新的產業種。根據《科學技術基本法》於1996年度起動的第1期基本計劃,打破了按單年度編制預算的常規,將政府未來5年的研發投資目標額設定爲17萬億日元,並順利達成目標。後來的事實證明,只有這一期基本計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2期以後的基本計劃也設定了目標投資額,還推出了「選擇與集中」和「推進創新」等政策,但都沒有取得預期的進展。最大的受害者是年輕研究人員,他們本來應該是實施飛躍的源泉,腦神經科學家、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的五十嵐啓助理教授惋惜地說「日本年輕研究人員所處的環境是中日美歐四個國家中最艱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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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嵐調查了海外獲得日本神經科學學會優秀青年獎勵獎的日本人的去向,發現90%都沒有回日本,而是在海外擁有了自己的研究室。五十嵐也在英國科學期刊《自然》上發表了論文,但日本只有限定任期的職位,因此他本人也留在了海外。

在歐美和中國,取得優秀成就的年輕人才可以獲得主管研究室的職位和成立研究室所需的資金。五十嵐所在的大學爲他準備了相當於5000萬日元的資金。再加上外部資金,他在5年裏共獲得了約4億日元。不要忘記,諾貝爾獎級的成果大多都是在30~40多歲時取得的。

在日本,以原來的舊帝國大學爲中心,副教授和助教只是教授手下的成員之一。爲什麼未能建立能讓年輕人自由開展研究的環境呢?海外有提供獨立資金的官民預算,而且傾向於大膽地把研究室的營運委託給助教和副教授級別的年輕人。

日本大學裏的緊張財政狀況直接打擊了年輕研究人員。隨着2004年推進國立大學法人化,產學合作等雖然取得了進展,但國家減量了撥給大學的營運費補助金,大學削減了人工費。前文部大臣有馬朗人氣憤地表示:「削減補助金是個嚴重的錯誤」。培養研究人員的博士課程也受到了影響。選擇讀博士的學生從2003年以後就一直在減量。

「日本學生的人工免費,這非常好」。日本大學教授的這種說法讓野依感到震驚。野依搬出憲法批評這種狀況:「讓博士課程的學生免費勞動,日本的這種現狀違背了憲法精神」,。

日本政府也知道問題的根源。第6期基本計劃的制定工作已在菅義偉首相的指導下進入到了最後階段,在8月份討論制定方向時就明確了:「雖然強化科研能力的關鍵就在於讓有競爭力的研究人員活躍起來,但目前年輕研究人員的處境非常困難」。今年1月份還公佈了針對年輕研究人員的支援政策,不過距離徹底改變現狀還相差甚遠。

文:《日本經濟新聞》
中文:JST客觀日本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