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學研究的國際地位正在下降，最近3年來，排名前10％論文的國際排名平均位居第10，單年排名已經跌出前10。儘管企業的留存利潤增加，但對研發的投資低於歐美。另一方面，新冠電腦病毒至今仍看不到平息的跡象。日本該如何面對這樣的時代？記者就此採訪了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的濱口道成理事長。

濱口道成（日文：濵口道成）：1975年畢業於名古屋大學醫學部醫學科，1980年取得博士學位。1984年成爲名古屋大學醫學部附屬病態控制研究設施的助理教授；1985年擔任美國洛克菲勒大學分子腫瘤學講座的研究員；1993年升任名古屋大學醫學部附屬病態控制研究設施教授；2005年升任研究生院醫學系研究科科長和醫學部長；2009年就任名古屋大學校長；2015年起任現職。（攝影：科學新聞社 中村 直樹）

創造年輕人能大展身手的環境

日本大學的活力正在下降。資金減量是一個終極因數，但另一個終極因數在於沒有一個讓年輕人充分發揮潛力的環境。

例如，30多歲的大學研究人員中，日本只有5%的人在國外呆了三年以上，40多歲中也僅佔10％。21世紀初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日本人大約有200人，而現在減量到了120人左右。相比之下，中國增加到6000人，印度有2000人，韓國也有2000人。這難道是因爲日本年輕研究人員的DNA發生了變化，進入了充滿閉塞感的閉門自封狀態？事實並非如此。起動創發性研究支援專案後2年裏，我們大約挑選出了500人，其中有40％的人都在國外呆了3年以上。

創發性研究支援專案不需要大量的資金，只提供了運行成本和僱傭研究生做RA的費用。但是，該專案對大學則要求提供可以獨立做研究的環境。人選的評審包括兩輪檔案檢驗和一次面試。有的評委必須與年輕研究人員從早到晚討論4整天，但評委們都表示「很愉快」、「有很多非常有挑戰性的大膽研究」、「會出現在其他競爭性資金的課題中沒見過的提案」，以及「充滿活力」等。我想正是他們的海外跨文化經歷激發了他們的大膽想法。

我們要求評委「儘可能從日本全國範圍進行挑選」、「爲保持多樣性，也要充分挑選女性研究人員」。從結果來看，幾乎沒有未入選的縣，女性的比例爲20％。戰略性基礎研究推進項目中，女性比例爲5～7％，在我只看到這個數位時，以爲「日本女性研究人員不多」，但在4年前開始頒發的蘆田淳獎讓我意識到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由活躍在國外的日本女性研究人員等擔任評委的話，女性研究人員會感到「這些人擔任評委，檢驗時應該不存在玻璃天花板的問題」，因此申請的人比較多，而且水平很高，每次都難以選擇。因爲蘆田淳獎只能頒發給一個人，所以我們還追加了JST理事長獎。

例如，2020年獲獎的研究宇宙生命起源的女性研究人員，其職業道路的規畫方式就不同於男性。這位女性畢業於私立大學，之後進入其他大學讀了碩士，碩士專業學習化學，博士專業學習宇宙，然後開始研究宇宙的生命起源。這是非常有戰略性的職業規畫。男性研究人員有不少都是在同一個研究室讀完本科、碩士和博士，然後繼續操作進行博士後研究，因此很多人到了40歲也完全不太瞭解其他領域的研究。相比較而言，女性的職業生涯更加雜異化。這種多樣性並不是聚集不同領域的人來創造的，而是這些人本身就具有多樣性。這是一種新的模式。日本誕生了很多邊體驗各種不同的事物，邊深入探求其本質的人才。

創發性研究支援專案就吸引了這樣的人才前來應徵，10年、20年後可能會誕生第二個真鍋淑郎博士或赤崎勇博士。他們讓人看到了未來的希望。

問題在於如何讓這些人獨立。諾貝爾獎得主發表獲獎相關論文的年齡通常爲30～45歲。從事劃時代工作的研究人員都有一個最佳年齡段。如果不能保證他們們在最佳年齡段有一個獨立的研究環境，那麼他們的才華很可能會被埋沒。像我們這樣的老年人來說，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爲年輕人營造施展才華的環境。不僅要播種，還要澆水、施肥，並創造出能結出碩果的環境。近幾年來做得還不錯。

新的籌資舉措

對今天的日本來說，如果我們不開發新技術，隊形變換新產業，從長遠來看，會成爲國家生死攸關的問題。因此，包括方法論在内，需要討論籌資和科技支援方式等問題。現在不僅投資少，方法也落後的專案太多了。

登月型（Moonshot）研發制度的「千年挑戰專案」以年輕人爲物件，公開徵集對公示的研究課題的提案，首先從120個團隊中選出了21個團隊，在提案團隊内部和團隊之間等反復討論半年，篩選各種課題，然後將範圍等比縮小至7個團隊，合併併爲5個團隊，最後選出了2個提案。其中之一是，直接對抗受氣候變遷影響規模不斷擴大的颱風和颶風。年輕一代透過類比證明，削弱颱風的勢頭可以防止其造成破壞。如果將2019年的第19號颱風的氣壓提高5百帕可以減量1800億日元的有效能損失。雖然方法論還存在一些課題，但從正面充分思考了難題，並提出了一定程度上具有現實意義的方案。

此外，創發性研究支援並不僅僅停留在只是簡單地選出優秀的人才爲其提供研究經費。這一步只是開始，之後會由入選的教授帶頭建立一個論壇，聚集入選的研究人員一起討論各種問題。另外，我們還打算建立一種支援系統，使各種資訊和刺激透過跨專業的交流進入到優秀人才的手中，從而讓個體中產生融合並創造多樣性。

相互理解的文化

儘管人類在新冠電腦病毒重症化對策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但這是一種人畜共患傳染病，恐怕不會徹底被滅絕。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制定什麼樣的戰略呢？目前已經進入必須稍微改變一下科技和風險管理水平的階段。

日本在80年代還能研發出疫苗，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連一支疫苗都開發不出來了。全社會都需要對此進行反省。很多討論過於情緒化，也有太多未經過定量分析的意見造成了嚴重傷害。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宮頸癌疫苗。歐美推廣宮頸癌疫苗已有10多年，明顯取得了效果。如果日本繼續操作不接種該疫苗，日本將成爲宮頸癌發病率非常高的國家，每年將會有數百人因此而死亡。

關於科學，應該從全局觀念冷靜地討論包括其極限在内，怎樣讓人類過上安全的生活。另一方面，日本的同調壓力非常大。這就是真鍋教授不想回日本的終極因數。如果繼續操作這樣下去的話，日本就不會再誕生諾貝爾獎獲得者了。我們需要培養能寬容對待不同異見，以及透過冷靜的討論建立相互理解關係的文化。

第三次轉折點或成爲新機會

從歷史上來看，當今時代似乎日本正處於第三個轉折點。第一個轉折點是明治維新，第二個是戰後，然後就是現在。第一和第二轉折點都是年輕人擔當主力。例如，作爲名古屋大學起源的名古屋縣立臨時醫院兼醫學校（成立於1871年）的第一任校長是24歲的後藤新平。第二任校長是26歲的熊谷孝之輔。從戰後來看，最典型的是索尼。30多歲的井深大和20多歲的盛田昭夫建立了索尼。正因爲是這樣的時代，我們更需要傾聽對時代有更尖銳理解的年輕人的意見。

另外，戰後推動大學辦學的，是那些在太平洋戰爭中倖存下來，從死亡邊緣回來的人。他們的生死觀與下一代不同。那個時代的人冷靜溫和，擁有堅定的價值觀，不沉溺於名譽。在現代社會中，死亡已經變得很遙遠，但新冠疫情讓整個日本社會重新意識到死亡是近在咫尺的事實。我們或許可以藉此機會發現新的價值觀。

原文：《科學新聞》
翻譯編輯：JST客觀日本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