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從女性視角看東大異變（上）——性別失衡與中國留學生激增的雙重衝擊

筆者陳小牧(中) 在東京大學本鄉校區與張春傑（右）、田思儉（左）交流

【人物介紹】
陳小牧：本次對談主持人，日本留學問題專家。留日教育學碩士，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國費獎學金獲得者，主要著書《日本留學之味》（日本名校50學子訪談錄）。
張春傑：地球探測資訊科技專業，本碩博畢業於中國高校，2022-2023年為東京大學聯合培養博士，2025年起作為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特別研究員，在東京大學地震研究所從事人工智慧在地球科學中的應用研究。
田思儉：土木工程專業，湖南大學和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建築學碩士，現於東京大學社會基盤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城市資訊系統與人流模擬。

語言的混搭：博士教育中的國際化挑戰

陳小牧：日本大學的國際化改革始於上世紀 90 年代，然而在過去的 30 年裏，日本大學與歐美頂尖高校的差距並未縮小，與此同時，亞洲鄰國如韓國、中國、新加坡等國家的大學在國際化進程中迅速崛起，與日本大學的差距逐漸縮小。2013 年，日本曾提出「十年內十所大學進入世界大學 TOP100」的目標，但目前只有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進入榜單。尤其是日本的國立大學體系，因歷史沿襲、體制複雜，國際化改革步履維艱。有日本學者甚至認為，日本大學，特別是國立大學，嚴格意義上不能完全對應「university」這個概念，因為缺少校長負責製等現代大學的核心機制。這也是其國際化排名落後的原因之一。那麼，在博士課程中，日本的國際化程度如何？尤其是語言環境、課程設置方面，有哪些值得討論的？

張春傑：理工科的國際化程度這幾年確實提升了不少。課程很多用英文授課，實驗室日常交流，尤其在國際化團隊中，也多用英文。但問題在於，行政文件、教務系統、甚至學術彙報，有時仍要求日語。這就導致一種「混搭」狀態：上課、寫報告用英文，提交文件、參加會議卻要用日語，對外國留學生是很大挑戰。

東京大學本鄉校區安田講堂

田思儉：完全同意。即使課程使用英文授課，某些教授的英文水平有限，講解模糊不清，讓學生聽得一頭霧水。我甚至遇到過放映的 PPT 是英文、授課全日語、最後考試寫英文報告的情況……這種多語混雜狀態對非日語母語者非常耗神。文科就更困難，大部分的課程、論文、文獻都是日文。如果日語不過關，在我看來幾乎無法融入學術圈。特別是準備論文答辯，全程日語，對一些外國留學生來說用日語表達複雜概念非常吃力，這實際上抬高了文科博士的門檻。

張春傑：對我個人來說，語言環境對研究的影響不大。但我注意到一個現象：會日語後，日本人對你的要求會提高，他們會覺得你「進入了他們的文化圈」，希望你像他們一樣。反而只用英語交流時，他們會更寬容，有時用英文反而更輕鬆自在。

田思儉：課程語言的影響其實有限，尤其博士階段很多核心知識靠自學。但在本科階段，有些學校提供全英文課程有限，只能播放錄播影片，甚至有些根本開不出某門重要的基礎課程，主要因為缺少能用英文授課的老師。幸運的是，我們系的老師大多可以用英文講課，每週系內討論和組會也是全英文。

陳小牧：當然，大學國際化並非只是單純的語言英語化。這裡面情況比較複雜，大學也有各種苦衷。我聽說一些名校處理得挺靈活。有的外國留學生本科用英語學，研究生繼續英文項目，但日本教授覺得留學生經過四年在日本的錘鍊，日語原則上應該沒問題，就默默切回日語授課。畢竟用母語講課對教授來說更順手。

田思儉：是的，我也見過。有些老師一開始用英文，講著講著就切換成日語，特別是在講解複雜概念時，日語水平一般的外國留學生很容易掉隊，只能放棄聽講。這確實是個很現實的障礙。

陳小牧：之前我去慶應大學訪問，接觸過幾位從海外留學回來的老師。他們英語非常好。有個中國本科留學生跟我說，一位從德國回來的教授，經常直接用英語「PUA」日本學生：「你們英語這麼差還好意思睡覺！」但對國際學生卻格外客氣（笑）。

田思儉：日本社會極度講究上下尊卑，尤其是日語的敬語系統，複雜到說話時需要小心翼翼，還得體現情緒色彩（気持ち）。用英語交流時，這些層次感消解了，表達反而直接清晰。這也是為什麼自然科學領域幾乎全用英語研究和發表，因為英語是國際通用的科學語言。

張春傑：其實，對我們這些留學生來說，無論是日語還是英語，都是外語。某種程度上，這種語言隔閡反而帶來「安全感」，讓人更敢開口表達，也減少了社交焦慮。

東京的孤獨與自由：秩序背後的冷漠

田思儉：東京生活雖然便利、安全，但社交生活非常貧乏。我經常感到一種「被系統規範性照顧卻缺乏人情」的狀態。比如學校異動處理高效，但很少有人真正關心你的生活。這種「孤獨感」對心理狀態是一個考驗。

田思儉在鎌倉江之島

張春傑：我也有類似的感受。日本的生活井然有序，但作為外國人，總有一種「局外人」的感覺。在研究室和日常生活中，總覺得自己是「被允許存在的客人」，而不是系統中真正的一部分。不過我也覺得，日本生活的「自由度」很高。沒人管你幾點睡、幾點起，研究做得好不好也沒人逼你。聽起來很好，但這種放任的背後其實是一種「去責任化」——一切後果都要自己承擔。博士階段如果沒有清晰的目標，很容易被邊緣化。

日本大學的科研生態：獎勵不足與「躺平」現象

張春傑：日本博士學習階段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科研產出周期太長。相比歐美博士畢業時通常能拿出多篇論文，日本博士三到五年可能只有一到兩篇文章，效率明顯偏低。這並不是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一種「不卷」的學術文化。

當然，這和評價體系有關。日本更強調研究質量而非數量，但在國內的考覈標準下，僅靠質量是遠遠不夠的。對於未來要回中國發展的學生來說，就必須學會「卷」。除非能完全自洽，否則現實中很難兩全。

田思儉：我很認同。在日本拿到博士學位只是學術的起點，更重要的是思考這個環境是否有助於未來發展。很多時候，研究者投入大量心力，卻缺乏相應的獎勵機制，這很容易消磨鬥志。如果看不到努力的成果，創新動力自然下降。制度越僵化，創新空間就越小。

張春傑：尤其在職稱晉升上，日本的年功序列非常嚴重。上面的人不退休，下面的人幾乎沒機會升遷。無論你多優秀，都得按年資熬，這對年輕人來說是很大的打擊。社會被程序化，人就像齒輪被「嵌」進系統，很難突破。

陳小牧：日本也有它的道理：城市空間狹小，人口密度高，資源有限，沒有秩序就會混亂。但這種體制對外國人來說，往往會感到拘謹和不適。

國際化的障礙：制度僵化與人才流失

陳小牧：除了學術環境，日本的社會支持系統卻遠遠滯後。我一直認為，日本政府和大學表面上倡導國際化，試圖突破日語壁壘、引入更多外國留學生，但如今隨著外國人數量創新高，社會對留學生的友好度反而有所下降。比如，許多中國留學生來日本後想辦理銀行卡，卻被要求必須在日滿半年才允許。疫情期間，不少學生已在各自國內上了半年網課，並繳清學費，但入境日本後，銀行卻以「未滿半年」為由多次拒絕辦理。此外，對於選擇英文授課的學生，許多銀行仍堅持要求用日語面試，不接受英語。許多剛到日本、日語尚不流利的外國留學生到銀行詢問是否有英文服務時，往往得到的回答很決絕：沒有。上述現象並非個案，留學生意見很大，也確實令一些有志來日本深造的頂尖人才感到失望，也使得越來越多的優秀外國留學生在本科畢業後轉而選擇前往歐美深造。

田思儉：這真的匪夷所思。學生已經註冊、繳費，卻被銀行拒絕辦卡，這就是不作為了。

陳小牧：我 90 年代末在日本留學時，辦卡、辦簽證手續都簡單得多。現在一方面是外國人自身存在不規範行為的問題，另一方面是日本金融系統的過度保守。但這樣的僵化環境，對剛到日本的人來說，無疑是困擾和打擊。

張春傑：歸根結底，就是缺少彈性。日本太依賴規則，把人固定死。對於需要靈活、鼓勵創新的年輕學者，這種環境特別壓抑。

創新與自由：科研生態的兩面性

陳小牧：一個人是否進取，取決於驅力和外驅力。日本的問題在於外部激勵太少。人需要反饋：投入有產出，產出有獎勵。完全靠自律是不現實的。職業運動員能堅持訓練，是因為有比賽目標；如果只是自己在家練，估計多數人很快就放棄了。

張春傑：還是科研獎勵機制出了問題。獎池裏沒有足夠的「籌碼」，外驅力不足，大家就不願意拼精力去爭。比如「破格」提拔，日本的「破格」太少了。太程序化，每個人都被「釘」在一個位置，按照規定的軌道轉動，很難有真正的突破。

張春傑參加學術會議

田思儉：尤其是在沒有懲罰、不設硬性 KPI 的環境裏，競爭氛圍被削弱。大家都知道不努力也沒啥壞的後果，自然就不拼了。

陳小牧：說到底，這是結構性問題。比如秉議製、「村文化」（槍打出頭鳥），仍在日本起著很大作用。日本學者自己也分析過，日本大學大致分三類人：改革派、保守派，最多的則是「躺平派」。

張春傑：在包括大學在內的日本研究機構，確實有一些教授多年沒發表論文，本人也不急著晉升。比如我認識一位日本大學副教授，十年了，最近一篇論文還是 2019 年的。我常常好奇，他這些年到底在忙什麼？感覺完全缺乏寫論文的動力。

田思儉：我熟知的一位日本老師，2009 年前發表了很多好文章，但後來幾乎停了。聽說是當年投了一篇他自認為顛覆性的成果，結果被拒，之後就一蹶不振了，甚至一度放棄研究。雖然這沒有影響他的職位和工資，但對他的打擊很大，從此幾乎不再發文。

張春傑：大學系統就像一排座位，坐在上面的上一代不退位，下一代就沒機會。職位數量有限，讓年輕人無法施展才華。

田思儉：當然，也不能完全否定日本的科研生態。這裡給了研究者自由探索的空間，這對創新很重要。你不需要完成 KPI，你可以專注自己感興趣的課題。

張春傑：沒錯。自由有助於探索，但如果想回中國發展，就要適應另一套考覈體系。

田思儉：所以平衡特別重要。我的指導教授一方面關注主流研究方向，積極參與競爭，另一方面也鼓勵學生探索非主流領域，雙軌並行。

陳小牧：確實，有些日本學者一輩子研究便所零件、電鍋蓋鎖，這也是科研多樣性的體現。但如果想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光靠「小而散」的項目恐怕是不夠的。

國家競爭力的考驗：自由與效率的拉鋸戰

陳小牧：從國家層面看，比如在 AI、綠色能源等重點領域，日本如果想擁有更強的競爭力，僅靠自由探索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制度引導和外部激勵。

田思儉：我有朋友曾在國內大廠工作了幾年，後來辭職，說是壓力太大、競爭太激烈，讓人喘不過氣。但也正是這種高度競爭，讓國內在很多前緣領域進步飛快。

張春傑：我認識一位回國的青年教授，30 歲就拿到終身教職，但他常常焦慮，因為國內所有人都在拼命工作，他稍微放鬆一下就有強烈的內疚感。

陳小牧：國內很多高校和科研單位每年都有「成果展」「年終總結」，一年沒產出甚至會被扣績效。上臺述職時，如果交不出成果，就是「社死」現場。哪怕家庭條件再好、經濟無憂，也難完全擺脫社會評價和同儕（tóng chái）壓力。

張春傑：日本這邊給了你自由，但少了驅動力；中國那邊壓力大，卻能快速推進。自由和效率，本來就是一把雙刃劍。

田思儉：自由和效率之間確實是一對矛盾，需要找到平衡。鬆散的體制固然難以整體驅動科研高效產出，但它包容多元探索，這樣的生態某種程度上其實非常珍貴。

陳小牧：無論是東大的性別比例、國際化改革，還是科研生態和青年學者的處境，這些都不是單純的校內議題，而是整個日本，乃至整個東亞，在全球化時代必須面對的挑戰。自由與競爭、傳統與革新、個體與制度之間的拉扯，才是當下最值得深思的問題。

供稿：陳小牧
圖片：陳小牧、張春傑、田思儉
編輯修改：JST客觀日本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