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談人簡介
陳小牧:本次對談主持人,日本留學問題專家。教育學碩士,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國費獎學金獲得者,主要著書《日本留學之味》(日本名校50學子訪談錄)。
羅燦怡:中國某高校日語專業本科,後獲得學校推免資格,保研至本校攻讀資產評估專業碩士。本科階段先赴一橋大學社會學部、後赴九州大學共創學部交換留學,交換時長總計一年。
李安琪:中國某高校日語專業本科,之後就讀該校日語MTI。本科期間曾赴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部交換留學,為期半年。
對談現場,左一為筆者,右一羅燦怡,右二李安琪
寫在前面的話
2026年5月27日,日本文部科學省向日本全國所有國立、公立及私立大學,下發了2027年度《大學入學者選抜実施要項》。文件明確,大學綜合選拔與學校推薦選拔(俗稱內招生)原則上必須設置面試環節,面試可採用線上形式,相關要求最晚於2029年度全面落地。
這份通知主要針對日本國內考生的招生選拔,是否適用於外國留學生招生,由各大學根據自身招生類別自行判斷,目前尚未形成統一規定。不過近些年,外國留學生當中標化考試作弊,利用AI工具代寫申請材料等事件屢有發生。受這一問題牽扯,已有不少日本大學開始調整外國留學生入學考核標準,留學生入學考核整體趨於嚴格,這一變化值得關注。
留學規模層面,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的調查數據顯示,日本境內教育機構在冊外國留學生總量達40.8萬人,較上一年增長21.2%;其中中國留學生約13.1萬人。今年1~5月,取得「留學」在留資格,新入境日本的外國人累計達到104916人,較去年同期增加9696人,同比上升約一成。生源地方面,尼泊爾新入境24249人,位列第一。中國新入境留學生23168人,同比增幅8.6%。
費用與院校接收方面,國立岡山大學官宣,後續入學的外國留學生學費上調至原有標準的2.5倍,達到133.95萬日圓,為目前日本國立大學中留學生學費的最高水平。
語言考試與升學銜接方面,2026年7月場次的日語能力水平測試(JLPT)全球報名人數約94萬,其中N1報名人數突破14萬。而根據JASSO今年5月公佈的統計數據,僅日語語言學校範圍內,尼泊爾在讀學生數量已經超過中國學生。
綜合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日本留學①整體體量持續擴大,②入學選拔門檻、③語言能力要求、④留學成本都在同步上升。在這一新背景之下,筆者與本次對談的兩位參與者,圍繞上述四大議題分享了各自的經驗與觀點,希望能為計畫赴日留學的家庭帶來啟發與參考。
一年兩校的交換,到底值不值
陳小牧:羅燦怡擁有兩段日本交換留學的經歷,分別是首都圈的一橋大學,以及地處福岡的九州大學。九州大學雖屬於地方院校,但作為舊帝國大學,辦學定位是面向全球,開展前沿研究,和普通地方大學有本質區別。據我所知大部分中國學生只參加一次交換項目,你為什麼選擇連續兩段交換留學?
羅燦怡:我大二就確定要申請兩段交換,報名階段直接申報了兩所院校,最核心的目標就是鍛鍊口語。國內語言類專業學習側重讀寫,開口練習的機會有限。日常看日劇、動漫大多只是被動接收資訊,缺少實際輸出,我不希望學完之後依舊難以開口交流。
日本留學時代的羅燦怡
陳小牧:所以你前後兩段交換,都是衝著鍛鍊日語表達、多開口去的?
羅燦怡:對。我本來想在一所學校待一年,九州大學當時也有一年的項目。後來覺得,如果走兩段,就可以在日本不同地區生活,都體驗一下,嘗試一下。說到底,還是想把口語練好。
陳小牧:除了項目名額,國內升學安排、學分能不能轉、成績如何維護等等,這些全都是現實問題。當時你是怎麼權衡的?
羅燦怡:確實這麼做的人很少。選第二段交換留學,很容易和畢業、保研產生時間上的衝突。國內保研夏令營很早就開始了,但日本學期結束得晚,兩邊時間很難對上。而且我當時人在日本,國內的成績績點也基本沒法再往上刷。
我一開始其實沒把握自己能拿到保研資格,是我人在日本交換的時候,才知道拿到了推免名額。這樣一來夏令營就錯過了,最後只能走本校的推免。代價就是沒法再報考別的學校,相當於放棄了一部分升學選擇。
陳小牧:這也能看出交換留學是需要權衡的。收穫語言鍛鍊與海外經歷的同時,也會面臨諸如夏令營、績點和擇校方面的取捨。準備多段赴日交換的同學,可以提前確認學分互認,捋清楚國內升學的時間線,再確定交換多久,減少之後手忙腳亂的情況。
在成人儀式和移民研討課裡,看見另一種日本
陳小牧:當留學生真正踏上日本,除了學業,也會接觸到許多本土社會的真實片段,真切感受到課本之外另一重面貌的日本。今天我們不去重複那個老生常談的如何融入問題,更想聊聊,留學生應當怎樣與這樣的本土社會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想聽聽你們的看法。
羅燦怡:我倒沒有那種強烈的融不進去的感覺,可能我本身鈍感力比較強吧(笑)。我20歲是在日本過的,當時收到國立市政府寄來的成人儀式邀請函。信裡說,如果感興趣,可以報名參加儀式的策劃和主持,直接聯繫事務局負責人就行。我覺得能在日本過20成人禮挺難得的,就想去試試看。那時候我剛到日本,日語還說不太利索,面試完沒想到居然真的選上我了。
陳小牧:那從成功入選,到最後站上舞臺主持,你具體都參與了哪些工作?
羅燦怡:我是全程跟著年輕夥伴們一起做策劃,寫活動腳本、設計互動遊戲、做PPT,就連儀式結束後的蛋糕預定,也是我們這群年輕人分工搞定的。每週都要去國立市政府開會,和工作人員、負責人,還有另外5位主持人一起商量細節。最後能親自站上舞臺,主持這場對日本人意義很重的成人儀式,成就感真的挺強的。
陳小牧:那儀式上穿的和服,也是市政府幫忙安排好的嗎?
羅燦怡:是國立市政府幫我介紹了一位教日本傳統文化的老師,和服是在老師家裡準備的,儀式當天也是在她家換上穿好。讓我特別感動的是,那位阿姨跟我說,日本家裡孩子滿20歲成人,家人通常會送人形玩偶。知道我一個人在日本,儀式當天早上,她擺了滿滿兩大桌各式各樣的人偶,有十二生肖,還有各種神佛式樣,讓我挑自己喜歡的。平時她也常常做飯糰給我吃,特別照顧我。
每次開完會,我們大家還會一起吃飯。沒有人因為我日語說得不好就疏遠我,大家都會特意放慢語速跟我溝通。所以我很想講講這段經歷,它讓我看到了刻板印象之外真實的日本。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體驗,不一定有代表性,也算是一種倖存者偏差吧。
陳小牧:透過你的這段經歷也能感受到,這類「第三空間」,可以把單純學日語,變成實實在在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當時一起做策劃的,也都是同齡人嗎?
羅燦怡:對,大家全都是當年滿20歲的年輕人,年齡跟我差不多。策劃期間我們經常聚餐,儀式舉辦前還要集體彩排,私下接觸也就越來越多,熟了之後也會單獨約飯。我身邊一橋大學就有兩個男生,就是通過這類活動認識,後面好像談戀愛了(笑)。一起合作完成一件事,有很多來回接觸的機會,確實是拉近距離很有效的方式。
陳小牧:剛剛我們聊到成人儀式這類發生在校外的社會現場,看到了很多書本之外的日本社會面貌。那回到校園,在課堂,大家又有哪些不一樣的觀察?
羅燦怡:有一門研討課,主要研究在日移民群體。後來我去九州大學交換,也繼續學習了這方面的內容。在一橋上這門課的時候,老師給了十個選題,我們十個同學每人選一個在日移民相關方向,要做期中、期末課堂彙報,還要寫課程報告。
大家選的題目很多都和自己的成長背景有關係。有位北海道來的女生,研究愛奴人,還有研究部落民和沖繩少數民族的。韓國留學生就研究在日韓國人。我當時選的是留學生這個群體。
陳小牧:那課程裡參考的學術資料,和你實地看到的真實情況,會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羅燦怡:課上老師給我們看過一份比較早期的,關於中國留學生的調研,裡面大量內容都在講留學生經濟窘迫,靠打工謀生的處境,也就是日本所說的髒、累、危險(3K崗位)的體力工作。但結合我實際的觀察來看,早年這批論文描述的很多生存困境,如今更多地出現在一部分東南亞留學生身上,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很值得深挖的研究方向。
據我觀察,他們很多人就止步於語言學校。語言學校一般是兩年學制,因為學生把大把時間耗在打工上面,沒什麼精力學習,日語很難進步,考不上大學,最後只能回國,連進入大學的機會都沒有。
陳小牧:確實,這是不少赴日留學的人會碰到的現實問題。一邊要打工維持生活,一邊又得留出足夠時間準備升學,生活和學習之間的平衡,其實挺考驗人的。
從「一起做事」開始,而不是從「交朋友」開始
陳小牧:說回到留學生和日本本土社會的連結。我們當年那批留學生,除了上課、打工之外,會經常去到公民館、圖書館這類社區場所。那時候通訊還不發達,大家大多看紙質書,智慧型手機尚未普及,文書處理機的使用也很普遍。這些地方,也就是大家所說的「第三空間」。是學校和家之外,可以反復碰面、開展交往的公共環境。接觸現在的留學生,我有一個很直觀的感受:大家線上社交非常活躍,但主動參與線下社區活動的意願,似乎和過去不太一樣。
李安琪:現在大家參加這類線下活動的積極性確實不太高,當然這也和每個人的性格有關。不少中國留學生,還是更願意待在華人留學生自己的圈子裡面。
在日本交換時李安琪(右二)和同學們參與企業家入門課程的開店實踐
陳小牧:也就是並沒有真正走入當地社群。從我自身的感受來看,很多日本同學的邊界感很強,會把公事往來和私人生活分得很開,人際關係推進的節奏也比較慢,和有些留學生習慣的快速熟絡不太一樣。
羅燦怡:想要真正走進日本同學的核心小圈子,確實要花費很多時間,做到完全融合併不簡單,但交到能夠坐下來好好聊天的普通朋友還是可以做到的,我自己就有許多這樣的日本朋友。
李安琪:相對而言,如果學生本身就有海外經歷,或是對外語、異國文化抱有興趣,彼此就會更容易走近。比如我在長崎大學遇到的日本學生Tutor(輔導員)就很友善,還會叫上自己的朋友,和我們留學生一塊兒吃飯聚會。
像選修外語、國際交流類課程,或是加入國際交流社團的日本學生,本身就有接觸外國人的意願,對異國背景不會感到陌生。但反過來,如果對方幾乎沒有和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相互靠近就會比較困難。
另外還有很現實的阻礙,首先就是語言。日常閒聊的時候,日本人說話語速很快,一旦跟不上或聽不懂,就很難融入。再就是小圈子的問題,尤其在地方城市,日本學生的固有小團體連結會更緊密,外來者想要介入進去,門檻確實會更高。
羅燦怡:我感覺也不是完全。你還是要經常聯絡,聯絡次數多了,你自然關係就會更進一步。我在日本參加的20歲成人禮策劃時,大家都要反復私下溝通,溝通次數多了,自然就熟悉了。還有參加研討課的同學,大家因為課程課題長期一起討論、做發表,有固定共同任務,很容易慢慢熟悉起來。
李安琪:但普通通識大課,上完課大家就各自散了,缺少持續互動的契機,就很難發展出課堂之外的關係。地方院校裡,如果有國際交流社團,也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不過就算是這類社團,真正深交,依舊需要長時間慢慢相處。
羅燦怡:我始終覺得還是要分人。這種事情個體差異確實很大,也會碰到接納度很高的日本人。我在一橋大學的時候,住的是合租公寓,四個人共用廚房,每個人有自己獨立的臥室。我的兩位日本室友,一位是日本和西班牙混血,另一位是純日本人。後者性格內斂安靜,我用LINE找他,偶爾就會遇到已讀不回的情況。但也有的日本人回覆消息特別及時,所以不能一概而論,還是要看具體的人。
陳小牧:不過客觀來講,建立一段關係所要付出的時間成本,確實是存在差距的。
羅燦怡:沒錯。拿我自己的親身感受來說,想要融入日本同學的熟人圈子,要耗費的時間,大概是跟中韓同學相處的三到五倍。就比如說和韓國同學一起上課,來往幾次就能私下約飯,也可以聊一些比較私人的話題。但有些日本同學,哪怕見過五六次、七八次,聊天依舊停留在很表面的內容,要相處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對話才會慢慢往更深的方向走。
陳小牧:這份距離感來自哪裡呢?
羅燦怡:很難簡單歸結為某一個原因,個人性格、成長背景、溝通習慣都會造成影響。移民研討課上,我有一位相處不錯的同學,我們經常坐在一起交流,一直到學期過半、大概第八節課前後,我才知道她擁有中日跨文化家庭背景。這類私人資訊,他們只會在彼此足夠熟悉之後才會吐露。想要真正走近彼此,必然需要耐心。
陳小牧:現在不少學生都期待即時反饋,聊一兩次看不到進展就直接選擇放棄,但時間本身就是建立關係繞不開的成本。那有沒有可行的做法?
李安琪:我認為需要搭建「橋梁」。一些帶有組織屬性,甚至帶有「半強制」性質的集體活動,可以提高見面的頻率,大家慢慢熟絡起來,相對更容易彼此走近。
羅燦怡:體育運動也是很好的途徑。競技運動通常不帶有意識形態。一開始只是一起打球,自然而然就會產生簡單閒聊,之後還可以約著一同運動。
陳小牧:所以留學生不要被動等待所謂的「自然融入」。Tutor幫扶制度、社區線下活動、體育社團、課程小組項目等等,都可以成為穩定、反復與人接觸的社交橋梁。
這也讓我想起之前看到過的一篇很有意思的報導:當下海外年輕人流行一種全新的社交方式,去到一個公共場地,大家一起上陶藝課、一起做手工,或是參與「無聲讀書會」,一群陌生人同處一室各自看書,互不打擾。核心是共同完成一件事,無需刻意聊天,沒有社交壓力。
這似乎印證了你們剛剛的觀點:人際關係可以先從一起做事開始。真正的連結從來不是靠單次活動速成,而是依託可重複的相處場景,不用急於無話不談,先建立穩定的接觸,讓熟悉度自然積累。我也非常認同:社交融入的核心,是「一起做事」,而非刻意交朋友。
現代年輕人為什麼敢離開家
陳小牧:我還觀察到一個現象,現在的年輕人並不抗拒離開父母,去到陌生的異鄉生活。對於「離開家」這件事,你們是怎麼看待的?
李安琪:在父母那一代人的觀念裡,家裡大多只有一個孩子,不少家長並不希望子女走得太遠。但我們這一代想法不太一樣,覺得得先把自己過好,未來才有能力贍養回饋父母。如果自己生活都一團糟,還要依靠家裡,內心會有很重的負擔。所以我並不排斥離開家人去外面闖蕩。
陳小牧:看得出來,你們對於職業與自我身份的期待也十分清晰,不太願意接受那些和長期人生目標完全脫節的選擇。
李安琪:尤其是一路從優質院校走過來的學生,自身期待會更高,不太願意委屈自己,選擇將就。
羅燦怡:我覺得作為年輕人,有條件的話,還是可以去體驗一下,反正就是拋棄一下自己的一些成見,多去體驗一下各國的文化。反正你都到那裡了,你不喜歡你就回來唄。
陳小牧:除了自我期待之外,你們對於「出國」這件事的認知也更加理性清醒。現在有一部分人把日本勞動力短缺,簡單解讀成「只要過去就能拿到好工作」,這個邏輯其實並不成立。
羅燦怡:在我看來,現在不少人有出國的想法,但同時存在明顯的資訊差。大家只看到海外的勞動力缺口,卻忽略這些缺口大多集中在服務業崗位或是高端頂尖人才,中間層級的人才其實並不緊缺,歸根結底還是要靠自身實力。很多人誤以為去到日本就可以輕鬆找到好工作、賺大錢,但現實並沒有這麼簡單。
陳小牧:這點非常關鍵。日本既希望吸納留學生,也有補充本土勞動力的需求,但這不代表留學生就自然能拿到理想崗位。日本本土應屆生就業率很高,企業本身就十分爭搶本土學生,不少中間層級的崗位,基本由本國畢業生就可以消化完畢。所以在規劃的時候,或許可以多從自身出發,不只想著「我想去哪裡」,也看看自己具備哪些能力、想進入什麼行業,以及實現目標需要補齊哪些條件,這樣做選擇也會更貼合現實。
留日讀研沒那麼簡單
陳小牧:兩位都擁有日本留學交換經歷,為什麼後來沒有選擇留在日本讀研?
羅燦怡:我其實有過這個念頭,但受到好幾方面因素的制約。一方面是家庭因素,但更核心的問題是,那時候我還沒有想清楚到底要攻讀什麼專業。
陳小牧:那你當時有考慮過哪些方向?
羅燦怡:如果留在日本的話,我大機率會選擇人文社科專業。因為我的兩段交換經歷都是偏文方向。當時有一位國內的老師提醒我,如果選移民研究、文學這類方向,之後想要在日本就業,和本土學生相比並不具備競爭優勢,就是你研究不過日本人。如果留在國內本校,反而可以選擇學校實力很強的經濟學相關專業。我覺得這個建議很有道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我考慮回國升學。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拿到本校保研名額之後,我的可選專業範圍就已經受限,又錯過了保研夏令營,最後就讀了資產評估碩士。有點像我早年高考之後被限定在語言類專業,可選擇的空間被提前壓縮。在日本,文科、社科方向我都可以去嘗試,但僅僅一年的交換經歷,不足以讓我判斷自己真正適合什麼領域。
在日本讀碩士,核心是要踏踏實實地開展研究。我不確定自己能不能適應研究類工作,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適合做科研。想得越多,內心就越迷茫,再加上資訊差的問題,最後比較倉促地決定在國內讀研。當時本校的推免面試已經啟動,我也是拖到比較晚才去參加。
陳小牧:你的猶豫非常有代表性。日本大學院的碩士階段,確實有一部分學生只是為了拿到學歷,但如果想要深耕學術,深度的科研訓練要到博士階段才會展開。
大學院大多採用個別指導的模式,教授分配給單個學生的時間,要遠多於本科課堂。倘若學生沒有清晰的研究計畫,或是個人目標和指導教授的培養預期不匹配,指導教授所要承擔的指導成本和責任都會變得很高。所以教授評判學生,不只是看語言成績、本科院校背景,同樣也看重研究意願、專業基礎以及未來規劃。
羅燦怡:確實如此。如果學生沒有認真做研究的意願,指導教授會覺得時間投入和產出並不對等。
陳小牧:招生環節本身也存在一些制度上容易混淆的地方。日本的「研究生」,並不是國內概念裡的碩士,而是沒有學位的旁聽生或預科生制度。有不少人會選擇這條途徑,把它當成考碩士的捷徑。
羅燦怡:先做「研究生」再考碩士,好處是可以提前和指導教授建立聯繫,面試時或許能佔據一定優勢。我在九州大學的時候,曾諮詢過一位地球環境科學方向的老師,問能不能報考他的研究生。老師建議我直接報考碩士,還提到他不太願意招收研究生,因為這條路徑容易引來「走關係」的質疑。
我的感受是,九州大學正在逐步縮減研究生的招收規模,未來會更傾向直考。換個角度來說,確實也有不少學生希望借研究生的身份,提前拉近和指導教授的關係。
教授除了考量專業匹配度之外,還要顧及自身的指導責任,在招生這件事上也會變得越來越謹慎。
陳小牧:「研究生」制度的優勢,是可以提前進入研究室,熟悉指導教授以及研究課題。但風險在於它並不屬於學歷教育,也無法保證一定可以升學。不會因為學生已經以旁聽生的身份在讀,教授就降低專業考核的標準。
對學生來說,切忌把「研究生」當作規避考試的跳板,應當先確認自身的研究計畫是否可行、和指導教授的研究方向是否匹配,之後再評估自己更適合直考,還是走「研究生」這條路徑。(本文根據對談錄音整理,有刪節)
供稿:陳小牧
圖片:羅燦怡、李安琪、陳小牧
編輯修改:JST客觀日本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