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宣佈將於2024年啓用新版紙幣，其中1萬日元正面人物將採用澀澤榮一的頭像，下面就讓我們來了解一下澀澤榮一到底是日本歷史上的怎樣一位人物。
新版1萬日元圖案（照片：共同社）
澀澤榮一被尊爲「日本資本主義之父」，他以基於《論語》精神的經營哲學教導後輩。在擔憂全球資本主義過度化的聲音日益高漲的今天，提倡經營活動要追求「公益」的澀澤榮一的理念，再次受到關注。
位於東京大手町常盤橋公園裏的澀澤榮一銅像，守護着其正對面的日本銀行總部（攝影：nippon.com日本網 編輯部）
論語和算盤能夠兩立
澀澤榮一（1840-1931年）一生創辦和培育了包括日本最早的銀行——第一國立銀行（現爲瑞穗銀行）在内的大約500家銀行和企業，人稱「日本資本主義之父」。在這顯赫的經營業績背後，有一個信念在支撐着他。那就是主張「道德和經濟兼顧」的所謂「道德經濟合一論」。他從自己信奉的儒學、特別是《論語》中去尋找根據，用「論語」指代道德，用「算盤」指代經濟，主張「讓論語和算盤融爲一體是很重要的」。
「道德經濟合一論」的理論構造是這樣的：①對於經濟來說道德不可或缺，②對於道德來說經濟也不可或缺；因此，道德與經濟互爲表裏，不可分割。道德，又分「不做不該做的事情」的消極道德，和「做該做的事情」這種積極道德。澀澤榮一主張：①對於經濟來說消極道德不可或缺，②對於積極道德來說經濟不可或缺。
澀澤榮一的「道德經濟合一論」和他以此爲理論基礎倡導的「合本主義」，從2008年雷曼衝擊前後起，在日本再度得到重視，同時在海外也日益引起關注。其背景，在於人們對於過度追求私利的全球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存有不信任感和危機感。
沒有道德就沒有經濟
澀澤榮一認爲，要想使經濟活動順利運轉並獲得持續不斷的利潤，消極道德是不可或缺的。這個消極道德，具體來說可歸納爲以下兩點：「不能有不誠信的行為」和「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做買賣如果老老實實是很難賺錢的」。這個道理不但在日本，在任何地方可能都是被人們經常說道的。但澀澤榮一卻主張「對於商人來說，信用才是根本」，「我可以斷言，不說謊話照樣可以做好生意」，而且他還引用自身經歷，強調誠信對於經濟活動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他還警告說，做生意不誠信可能一時也能賺錢，但那樣的利潤是「絕對不可能長久持續的」。
和「不要有不誠信的行為」不同，可能很多人對於在經濟活動中「不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種道德觀會覺得不太對勁。因爲，「只要遵照規則，拼命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沒錯的」，這是市場經濟的常識。可是，澀澤榮一是這麼思考的：「如果大家都把自我利益放在第一位來做買賣的話，結果就會形成互相爭奪利潤而兩敗俱傷的局面，這就談不上經濟。只有相互以他人利益爲第一考慮，才有可能形成順暢的經濟活動。」
對此，大概有人會反駁說，「老好人式地做買賣的話，利潤就會被那些以自我爲中心的競爭對手搶走」。但澀澤榮一引用孔子在《論語》中說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認爲「只有以他人利益爲第一考慮，自己最終才能獲得持續不斷的利益」。這種道德要求在經濟活動中不要以自我爲中心，但絕不是勸誡放棄追求自我利益本身。
沒有經濟就沒有道德
澀澤榮一雖然重視上述那樣的「消極道德」，但他同樣不偏不倚地重視「積極道德」——「應該使人們在生活上沒有經濟方面的擔憂，變得更加富有」。這種道德同樣來自《論語》。孔子說，若能「波希濟衆」，「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澀澤榮一認爲，這一點才是「《論語》最重要的地方」。把「波希濟衆」換個詞來說，就是「追求公益」。澀澤榮一思想的核心就在於此。
原本，「富民」是當政者的責任，不管在孔子的時代還是在明治初期的日本，這都應該是個常識。但澀澤榮一爲其賦予了新意。他認爲，「今後，我們民間人士必須透過經濟活動，成爲能夠擔負起這個責任的核心力量」，「如果希望國家昌盛，那麼必須先使國家富強起來。要使國家富強，必須隊形變換科技，並透過工商業活動才有可能實施」。這是澀澤榮一的基本看法。
「沒有經濟就沒有道德」的其中一層意思是指，「如果不使經濟活動活躍起來，那麼就無法實施追求公益這一積極道德的目標」。這一想法，才是澀澤榮一畢生創辦和培育500多家企業的原動力。
「沒有經濟就沒有道德」還有另一層含義。澀澤榮一認爲，爲了實施追求公益的目標，必須使經濟活動活躍開展，爲此就要讓那些參與其中的企業或個人能夠期待得到充足的利益（「私利」），這也是不可或缺的。人們只有能夠期待「透過做事業自身也獲利」，才會熱心並耐心地投身於增進公益的終極道德事業中去。從這個意義上講，同樣「沒有經濟（私利）就沒有道德（公益）」。
道德經濟合一論的精髓：公益第一、私利第二
企業或其經營者爲獲得更大利益，不惜犯險做壞事，結果反而導致企業破產，甚至有時對整體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我在過去的20年裏，多次看到這樣的事情在世界各地發生。我們有必要再次傾聽澀澤榮一的教誨：「只要誠信就一定能夠獲利，而且所獲利益是持續不斷的。」這一教誨並非道學家的說教，而是作爲一位創辦了衆多企業、爲近代日本產業和經濟打下基礎的實業家和經營者——澀澤榮一透過自身實務證明了，並向大家傳遞的一個信念。
本來，遵守規則開展經濟活動，不用澀澤說也是理所當然的。主張自由市場理論的亞當·斯密也提出要「公平競爭」，把不做壞事作爲開展經濟活動的前提條件。斯密還認爲，只要每位個體專注於追求自己的私利，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就會發生作用，使社會整體實施有序和繁榮。根據斯密的說法，個體沒必要總想着公益，甚至不那麼做更有利於社會。這一點，可以說不僅僅是斯密的主張，更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常識。
但澀澤榮一不這麼認爲。他認爲參與經濟活動的人們都必須負有積極道德的義務。他期待人們開展事業活動時，能夠想着使大家都富有幸福這個公益目標。社會如果變得富足，作爲結果，個體也能變得富有。在他的設想中，是先公益後私利這麼個順序。
而斯密設想的則是先私利後公益的順序，而這個順序成立的關鍵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但是，在目前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令人遺憾的是「看不見的手」未能充分發揮作用。貧窮、收入差距、環境破壞等問題滋生，人們正苦於如何緩解和解決這些問題。
「看不見的手」未能很好地發揮作用，有多方面的終極因數。我覺得終極因數之一，是人們被豁免了在私利之前追求公益的「積極責任」。而澀澤榮一重視透過商業活動追求公益理念，有可能爲今後的全球經濟指明一個光明的方向。
只是，在此需要特別附加說明的是，他的道德經濟合一論並不是禁慾式地單純追求公益。他是完全身份鑑定參與促進公益事業的人們的私利的，只要這種私利不是透過不誠信或透過排擠他人、以自我爲中心得到的。因爲，私利是促使人們傾力追求公益的原動力。
因此，說道德經濟合一論的精髓爲「公益第一，私利第二」是妥當的。所謂「私利第二」，並非說「私利是次要的，無所謂，要藐視它」。而是說，私利和追求公益是同等重要的，但在順序上應該把私利作爲公益的自然結果來看待。
「公益第一，私利第二」的理念，爲思考今後資本主義的形態和新興國家經濟的隊形變換方略提供了一種方向或啓發。「論語和算盤」潛藏着貢獻世界的可能性。
作者 田中一弘
本文轉載自日本網
《客觀日本》編輯部對部分文字及段落進行了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