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汪德邁（Leon Vandermeersch）1928年出生在與荷蘭接壤的法國北部邊境。母親是城裏人，父親土生土長，鄉音裏夾雜着荷蘭土語。父母口音的明顯差異使他從小就對語言十分敏感。從少年時期開始，汪德邁除了母文法語以外，還掌握了德語、荷蘭語、俄語、英語等多種語言。後來隨着對東方的關注，他開始接觸並逐漸學習掌握了漢語、印度語、越南語、韓語等亞洲語種，並一生致力於漢學研究、中國研究與亞洲研究。1951年，他在巴黎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之後又先後在越南、香港、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等地執教。1975年，獲得法國國家博士學位（法國的博士學位原分爲三種，國家博士、第三段博士 (doctorat de troisième cycle)和大學博士(doctorat d'université)。國家博士爲法國高等教育的最高學位。1984年法國進行高等教育改革，取消三種學位，統一爲博士學位(doctorat)）。

在汪德邁先生故鄉的餐館。前排左一爲汪德邁先生，右一爲筆者。

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汪德邁在亞洲從事了40多年的考察研究，期間他先後三次赴日留學、任教與任職：1959年～1961年，在同志社大學留學；1964年～1965年，擔任京都大學客座教授；1981年～1984年，出任日本法國文化會館館長，前後六年的日本生活成就了他學術生涯中的累累碩果。

汪德邁榮歸故里後，基於其研究亞洲各國的豐厚成果，起初在巴黎第七大學執教，而後又於1973—1979年赴任巴黎大學，1979—1993年活躍在巴黎高等學院的研究最前緣，1988—1993年被任命擔任法國學術頂峯・遠東學院院長和法蘭西學院通訊院士。

汪德邁與日本

汪德邁的博士論文《王道》上卷完成於1977年,下卷完成於1980年。1986年出版的《新漢文化圈》（日文『漢字文化圏の時代』、大翻修館書店出版、1987年）,是對其博士論文中最精華部分的拓深，也是利用日本的研究成果在駐日其間脫稿的傑作。

2016年9月和2017年2月，我有幸在北京和巴黎先後兩次對汪德邁先生進行訪談，真切地感受到他對漢字文化圈予以的期待，對西方文化寄予的建設性意見，以及對漢字文明前景的熱情希冀。其間，汪德邁先生多次發出感慨說：「我的亞洲研究、中國研究以及漢字研究的契機始於留學日本」。

筆者在汪德邁先生的巴黎寓所採訪

汪德邁回憶說，學生時代對於日本的瞭解和認知很少，只知道在二戰中作爲侵略國家而出現的日本在地圖上的地理位置。1951年，他前往越南赴任，耳聞目睹了日本侵略造成的罪惡，給被侵略國家和地區所帶來的難以消除的苦難。所見所聞使得他難以對日本產生好感，甚至一度拒絕接受法國指派自己赴日留學。

最終，他還是不情願地接受了赴日留學。在日本留學與生活的日子裏，日本民衆樸實的民風民俗改變了他對日本的看法。自幼就對語言充滿興趣的學術好奇心由此發生了質的轉化，使得他對於日語與越南的喃文、韓文、中文的共同點產生了強烈的學術興趣，決意投身這些區域的語言之源頭——漢字與漢學的探究。從此，汪德邁明確了目標，將研究課題聚焦在漢學、中國學、亞洲學的根基——漢字領域上。

雖然日本是決定汪德邁學術研究方向的主要舞臺，但是最初引領他進行東方學術研究的是戴密微教授。戴密微（1894～1979）曾執教於瑞士、法國的東方學重鎮——巴黎東方文學院，從事敦煌文獻與佛教研究、漢詩翻譯，擔任『T'oungPao』主編長達30年之久。正是戴密微推薦他到日本留學的。

結束兩年的日本留學之後，戴密微指定汪德邁奔赴下一個深造場所：香港大學。於是，汪德邁於1961至1964年寄宿在國學大師饒宗頤（1917--2018）家中，師從繞宗頤專攻中國古文字學和語言學。饒宗頤曾任香港大學校長，被世界公認爲漢學研究的泰斗，「中國的國學大師」、尊稱爲「東方的列奧列娜・達芬奇」。

汪德邁告訴我，他有三位「終生的恩師」。第一位是巴黎東方文學院的戴密微教授，第二位是日本的恩師、同志社大學的内田智雄（1905—1989）教授，他是中國思想史、中國製度史、法制史的專家。第三位就是饒宗頤先生了。

正因爲汪德邁對日本懷有情真意切的師承淵源，所以才在《新漢文化圈》中毫不掩飾地指出：「希望日本意識到身爲漢字文化圈最前緣的定位與責任」。但是出自對於日本的深厚感情，他也感到憂慮和不安。在巴黎汪德邁的家中，他曾心思重重地對我說，「當前日本的治國理政順序值得斟酌」，「從社會隊形變換的優先順序來看，比起政治和經濟先行，是否應該優先提高文化方面以及人們的認識水準」？

關於中日關係，他反復強調「日本只有與中國保持和平，才有希望。近年來中國在文化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投入，日本應該把它理解爲是一次良機，積極參與、積極配合」。

談到日本文學與漢學，精通日語的汪德邁說，他最愛讀的書是夏目漱石和小泉八雲的作品。他評價這二位的創作是把心絮捧在掌中，呈獻給讀者。在學問方面他最尊敬白川靜、吉川幸次郎等日本漢學家。

透過與漢字文化圈的比較，汪德邁針對西方隊形變換停滯的狀態，提出了應該借鑑日本做法的兩個建議。第一，西方過分偏重個人主義，亞洲共同體精神及其生活方式應該成爲西方的參照；第二，西方個人主義的合理性透過法律得以強化，而亞洲尤其是日本式經營方式和人際關係的處理，尤其是重視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紐帶作用，這方面可引以爲鑑。

他認爲，「亞洲人在努力地理解西方，西方人也應該付出同等的努力回應亞洲」。這是汪德邁一貫的核心主張。

「新漢文化圈」的範圍與經濟增長

1986年，汪得邁的專著《新漢文化圈》法文版發行。第二年該書就被翻譯成日語，1987年由大翻修館書店出版了日譯本《亞洲文化圈的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旗手——》（日文書名『アジア文化圏の時代―政治・経済・文化の新たなる擔い手―』、福鎌忠恕訳）。直到2007年，中譯本《新漢文化圈》（江西人民出版社，陳彥譯）才正式出版，中譯本的問世比日譯本晚了整整20年。

汪德邁定義的新漢字文化圈的範圍主要設定在中日韓和越南。《新漢文化圈》全書分爲五個部分：序論部分概括了漢字文化圈的過去與現在。第一部分闡述經濟狀況，分析了漢字文化圈所迸發出的獨特的經濟隊形變換活力，及其所具有的同一結構型經濟隊形變換走勢。第二部分剖析了政治局勢，提出中日關係的和解與緊密化附合民衆的意願；北韓半島諸問題必將朝着協調的趨勢隊形變換；中國與港澳臺將再次統一；中越間的危機關鍵在於中蘇關係。第三部分探究了漢字文化圈共同擁有的最美好的媒介——漢字，漢字的集大成儒學與傳統文化必將振興光大。結論部分指出了新文明形態，即新漢字文化圈的出現與其構造。

綜合汪德邁提出的「新漢文化圈」主張，大致可簡約爲：漢字將成爲公共使用的最佳媒介，透過儒學爲主的傳統文化的復興，乘經濟隊形變換的強勁走勢，勢必彙集不同區域的文化和力量，相向而行，在亞洲共築新型文明形態。它將突破歐洲曾經參與製造的與東亞的敵意關係，按照漢字文化圈各國國民自已的意願，向着和解合作的方向前進行。

汪德邁運用社會學的方法，根據1974年的日本資料資料和日本經濟企劃廳統計得出的1961～1981年世界國民生產總生產值，得出了除越南之外，漢字文化圈的經濟增長位於世界前列的結論。此外，還明確指出漢字文化圈的經濟在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獲得了近一倍的增長，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稱讚的隊形變換成果，日本的貢獻功不可沒。

具體來講，汪德邁發現，「如果根據1960～1978年期間的亞洲各國的增長率的順序來進行分類，不難發現，隸屬亞洲即漢字文化圈的國度位於前列」（《亞洲文化圈的時代》5—6頁）。也正是這種排列啓示了汪德邁，不妨將共用漢字歷史文化的區域視爲新一輪的「漢字文化圈」，對該範圍内不同國家與地區的經濟增長率進行抽樣與整理。

那個時代尚沒有從漢字文化圈的角度來進行觀察的視角，更缺乏對這一地區的經濟增長進行重點分析的意識。因爲當時習慣於將同一水準的國家進行平面排列的慣用手法。於是，中國等國家便被劃分在不已開發國家的行列，數值高的日本被劃分在已開發國家的範疇。然而，如果以「漢字文化圈」爲獨立的範疇進行考察和分析，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在此基礎之上，將近30年來漢字文化圈内主要國家與歐洲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進行比較，歐洲各國的停滯狀態顯而易見。

當時的歐美被認作經濟隊形變換的固定模式。漢字文化圈所取得的成就並非完全採用與歐洲同樣的方法和程序。爲了說明這一狀況，汪德邁在著書裏列舉了日本的成功範例，比如公司食堂、集體旅遊、同鄉會、終身僱用制等等。他認爲這些制度和形式體現出共同體的精神，也反應出漢字文化圈所共有的特徵。當時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只有汪德邁。

漢字的本質

在歐洲的漢學家眼裏，漢字文化圈有兩個最大的特徵：「使用筷子」和「使用漢字」。汪德邁認爲漢字文化圈的相似性源自漢字的本質。

根據近60年的研究成果，他認爲漢字的雛形——甲骨文之所以產生，是由於人類所具有的「創造」性「思維」與「活力」所致。正是這種思維與活力歷經數千年的流轉，不間斷的催生出文字的演變再生。例如，伴隨着王朝和時代的變遷，漢字的書寫體經歷了甲骨文、金文、小篆、現代漢字、繁體字、簡體字的變化，那是因爲潛藏在漢字中的「創造」要素和活力的傳承始終未變。

爲了驗證這一點，汪德邁詳盡地研究了從甲骨文到現代漢語的各個階段的演變，斷言「漢字所具備的特性不會受到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影響」，並且據此推理，中國經濟從長期的停滯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爆炸型增長的「祕訣」，也可以認爲與漢字同體的創造性和活力息息相關。只要漢字尚存，其間源源不斷的創造性思維和活力就不會停滯。即使歷經長久的冬眠，那潛在的創造性思維和活力的根源，必定適時而生，進而復甦，與社會和經濟隊形變換有機互動。對於漢字本質的探究也是汪德邁聯通新漢字文化圈與經濟隊形變換之關聯性的研究程序。

漢字的功能

汪德邁認爲，漢字作爲一種文字，兼具音、形、意三個層面的功能。例如同一個漢字可具有不同的發音。即使音與意的分離，使得人們無法進行順利的口頭交流，但是卻無法阻礙書面的交流與傳播。所以，在多民族多語言的社會，漢字作爲共同的交流符號具有相互融通的功能。孫中山與日本的交流就是發揮了漢字筆談的效果。以日本爲主的亞洲其他國家之所以引進了漢字，也出於認識到了漢字的表意功能，可望運用「書同文」來克服語言不通的障礙。

漢字更深水層次的作用是承載了富於創造性的價值和理念，比如儒、道、仁義等。這些理念透過漢字來傳達，成爲連接漢字使用地區的智慧紐帶。漢字作爲一種文字，可以剝離語音而存在，這一點是思想傳承中最根深蒂固的能量所在。

漢字之所以可以剝離語音而存在的要素是象形功能。觀其形便可在某種程度上知其意。例如，「雨」字就是這樣，人們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圖畫。現代人藉助相機和影像才得以視覺化的事物，其實早在遙遠的時代就已經被漢字予以實施了。漢字在各自具有獨立意義的同時，還可以和其它漢字組合成新的意思。例如，活＋力的組合就成了「活力」，任何漢字都具有生產出新詞彙的創造功能。所以學習漢字，是認識中國價值和中國人思路的捷徑。瞭解漢字的作用和本質，有助於認識事物和構置思想、鋪墊邏輯。這也是汪德邁透過檢驗而應答的漢字文化方法論。

文/圖片：王敏
編輯修改：JST客觀日本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