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少子化進展迅速，而保育園編制不足造成的待托兒童問題卻遲遲得不到解決，終極因數何在？日本社會至今仍被以往的「男主外，女主内」這種性別分工的成功經驗所束縛，仍然把育兒看作是「個人的問題」、「母親的責任」。作者警示，長此以往，日本不但無法阻止少子老齡化進程，還將陷入無子老齡化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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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機兒童」（需要進入保育園，但由於設施和人手不足等終極因數只能在家排隊等候空艙的0～6歲兒童——譯註）現象成爲社會問題，保育園設施的完善和擴充是從1994年的「天使計劃」開始，才作爲政策性研究課題而列入議事日程的。此後，歷代政權都倡導滅絕「待機兒童」，地方政府也在爲此不遺餘力地努力，但「待機兒童」問題卻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另一方面，少子化進展迅速，地方保育園編制不足問題日趨嚴重，已陸續出現一些保育園停辦的情況。近15年間，每年有大約500所中小學校停辦。日本出生人口數量2016年首次降至100萬人以下，2017年進一步減量到94.6萬人。據最新統計，2018年的出生人口數量降至92.1萬人，創歷史最低。儘管如此，「待機兒童」依然沒有消失，這是爲什麼呢？事實上，「待機兒童」只集中出現在部分地區。究其終極因數，其中包含多方面因素。

第一，由於人手短缺，女性的工作範圍擴大，在職女性人數增加。產後繼續操作工作的女性呈增長趨勢，即使因生產暫時辭職，在子女年幼時考慮再就業的女性也在增加。

第二，與上世紀90年代相比，年輕一代的收入顯然有所減量。雖然人們總是被告知「收入正在增加」，但這只不過是收入減量觸底後最近幾年開始反彈而已，遠不及90年代的水平。對於有孩子的家庭而言，妻子的收入變得必不可少。

第三，晚婚晚育現象越來越普遍，等子女長大後再就業，妻子的年齡已30過半，甚至40出頭，這樣的年齡再就業的難度將必然增加。因此，她們無法等到子女長大後再出去工作。這與上述儘早再就業趨勢的出現是密不可分的。

第四，保育園開辦得越多，新的需求就越被發掘出來。住家附近若建起一座保育園，就更便於把孩子送去託管，自己外出工作。這樣一來，此前不知何去何從的母親就會考慮「把孩子送進保育園後外出工作」。這是因爲社會上人手短缺，在城鎮地區只要能找到託管孩子的地方，工作崗位比比皆是。

第五，工作崗位和人口的分佈不均衡。不僅是地方，城市周邊地帶年輕人也開始減量，年輕人逐漸集中居住在通勤方便的市中心。在日本全國面臨人口減量的情況下，首都圈尤其是東京23區，由於年輕人的湧入，人口正在增加。因此，儘管東京的「合計特殊出生率」（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的平均數——譯註）居全國最低水平，但兒童數量卻在增加。

另外，在人口減量的地區，其減量方式也不正常。譬如在整個關西地區，大阪府的人口也在減量，而只有大阪市由於新建高層公寓的熱潮，人口卻在增加。而且市中地價高，很難新建保育所。換言之，正是這種毫無規畫的城市開發導致「待機兒童」問題日益嚴重。

第六，保育員短缺。保育員短缺現象存在於女性工作崗位較多的城鎮地區。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爲與其他工作相比，保育員的工作在吸引力、工作價值和待遇等方面並沒有優勢，沒有必要特意選擇保育員作爲職業。保育員的待遇要低於以僱傭者身份工作的女性的平均收入，而且其工作條件也不理想，由於孩子受傷、與家長的關係及人手短缺等問題，保育員通常需要長時間工作。最近，有關部門正在努力提高勞務費，如給保育員發放工資性津貼等，然而部分法人卻是僅由理事長和園長等管理層獨享津貼，並未將之分配到保育員。

此外，在「待機兒童」較多且具備財政實力的城市，政府甚至還採取追加勞務費和發放住房補貼的方式從全國招募保育員。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種做法會進一步導致年輕女性從地方流失，向城市集中，對人口均衡分佈造成破壞。

第七，保育員長時間工作的現象之所以容易出現，是因爲家長相應地也要長時間工作。最近在日本，「女性的活躍」與「勞動方式改革」常被提及，但結果是單職工時代男性的工作方式（妻子作爲全職主婦，承擔全部家務和育兒責任）依舊是標準工作方式。

只有極少數父母（包括男女雙方）有條件做到工作育兒兩不誤。

事實上，在「天使計劃」實施後，保育園才開始着手完善自身制度，以對應全職僱傭者的工作時間。此前保育園下午5點下班，以在職人員的身份全天工作的父母無法將孩子託管後安心工作。只有在保育園之外還擁有其他保育資源，如僱傭保育園之後的臨時保姆（雙重保育）或能夠得到祖父母的幫助，女性才有可能在產後繼續操作工作。

進入本世紀後，延長保育時間及針對患病兒童的保育等措施開始實施，父母們總算可以把孩子送進保育園後進行全職工作了。爲何到90年代爲止，保育園的設施遲遲得不到完善呢？

其終極因數在於日本社會的成功經驗，日本社會在性別職業分工和單職工家庭的模式下獲得了長足隊形變換。近在「天使計劃」開始實施的15年前，即1979年，自民黨出版了一套《日本型福祉社會》的研究叢書。書中寫道，透過全職主婦承擔護理和育兒工作，將日本的稅收和社會保障費用控制在較低水平，甚至表示，「如果保育園開辦得有工作崗位那麼多，國家就破產了」。

僅10年後的1989年，日本的出生率就降至1.57，低於1966年的1.58，引發了被稱爲「1.57衝擊」的軒然大波。然而，此後日本社會依然受以往成功經驗的束縛，單職工社會的價值觀陳舊，勞動方式改革停滯不前，出生率持續低下，2005年降至歷史最低水平1.26。此後多少呈現出恢復趨勢，但出生人數減量的勢頭始終沒有得到抑制。30年已逝，少子化政策總是零敲碎打，始終未見有根本對策出臺。事實上，「待機兒童」問題僅僅依靠保育園去解決是不切實際的。需要改變育兒環境以及社會整體結構，如改革產假制度與成人勞動方式等。

高樓林立的大阪（照片/客觀日本編輯部）

少子化進展越來越迅速，「待機兒童」問題依然未能得到解決。不僅如此，政府還提出從2019年起實施教育無償化的方針。這一方針恐怕會進一步發掘人們對保育的需求，從而增加「待機兒童」。爲了在選舉中做宣傳，運用小聰明提出細枝末節的措施，有可能使事態趨於惡化。而且，將不符合國家標準的非法保育所作爲無償化的物件，恐將威脅到兒童的安全與生命（現實中，保育所陸續發生兒童死亡事故）。

日本社會少子化進展迅速的終極因數在於，人口數量龐大的「團塊2代」（1971～1974年第二次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譯註）及「後團塊2代」（在被稱爲「團塊2代」的一代人後，即1975～1979年出生的人——譯註）的未婚率擧升。企業爲了生存下去，裁減正式員工人數，導致年輕人的非正式僱傭愈演愈烈。年輕人的工作不穩定，收入又很低，他們怎麼能安心養育子女呢？

位於東京都内的某團地住宅，不管平日還是週末節假日都很少看到年輕人的身影
(照片/客觀日本編輯部）

最近由於人手短缺，年輕人的就業形勢良好，人們徹底忘記了日本「失去的20年」同時也是以犧牲年輕人爲代價，進一步推進少子化的時代。應儘早爲年輕人創造良好的環境，讓他們得到穩定的工作，讓那些希望養育子女的人能夠安心結婚和生產。

只有對如何形成有利於育兒的社會環境深思熟慮，採取具有連貫性的綜合育兒措施，才有可能解決「待機兒童」問題。如今少子化現象日趨嚴重，甚至連日本社會的存續也面臨着岌岌可危的局面。在尚不知日本育兒支援措施的決策者在何方的情況下，不用說採取措施解決「待機兒童」問題，就連日本的未來也是一團迷霧，如今我們正在步入這樣的時代。

作者 前田正子
本文轉載自日本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