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擴大使經濟承壓，「生活弱者」受到極大波及。其中，網咖被要求臨時停業，衆多網咖難民被迫搬離，面對着隨時會無家可歸和無工可做的岔路口。
愛心餐派發會上排隊領衣服的人羣（TENOHASI提供）
「暴風雨已至」
NPO法人TENOHASI主要爲東京池袋一帶無家可歸的流浪群體提供支援。主要活動除了每2周做1次「愛心餐」（一般是現場做飯分發，但現在出於防疫需要，改爲發放盒飯）和生活諮詢之外，每週三晚還有「夜巡」，四處尋訪流浪漢後，給他們分發飯糰和手冊。
本來流浪群體已經呈現減量傾向了，不料「今年3月狂風暴雨突然襲來」——代表理事清野堅司（58歲）回憶道。隨着疫情的升級，經濟活動停擺。來領「愛心餐」的人從3月開始增加，到了4月，1次就超過200人，到了5月，1次更是達到了260人。前來諮詢的人次從4月到6月中旬累積有80人次。是上年同期的3倍。
TENOHASI代表理事清野堅司（筆者提供）
除了上年紀的流浪漢之外，「以前從沒來領過愛心餐的年輕網咖難民也開始前來排隊了。」清野很是震驚。除了因以建築業爲主的日結和臨時派遣的工作驟減而致貧的人變多了之外，4月緊急事態宣言發佈後，網咖也成爲了臨時停業的物件（東京都6月11日解除），給原本就不樂觀的事態雪上加霜。因爲「網咖居民」不得不暫別自己的寄居之所。
6月27日，記者來到東池袋中央公園的愛心餐領取處，開飯時間是下午6點，但從開飯前1個多小時起這裏就開始熱鬧起來，人羣中確實三三兩兩地見到了模樣大致二三十來歲的年輕男性和女性。很多人排了2次大長隊，就爲多領1次盒飯，然後左右開弓高興地提着盒飯袋子回家去。諮詢處和鍼灸處也是一片盛況。
最近前來諮詢的1名男性蝸居在網咖，乾的工作是把回收的舊家電裝進發往東南亞的集裝箱。2月的時候，僱主告訴他「1天1萬日元，每週來3次」，但到了3月，就減量成「每週1次」了。因爲日本疫情升級後，進口國的檢疫也嚴格了不少，經濟也開始下滑。同時還幹着的另一份建設工地的工作也突然無活可幹，5月的月收入一下子縮水到6.5萬日元。
臨時的容身之處
網咖難民靠做日結或臨時派遣等不穩定的工作賺取微薄的報酬，蝸居在平均每天收費2000日元、24小時營業的廉價網咖。據推算，光東京都内就有4000人，網咖臨時停業後，被迫搬離的部分網咖難民則搬到了東京都4月起徵用的「兜底」商務酒店裏。據東京都的資料，目前共有約1200人次享受過這種「兜底」政策。
6月24日，記者跟隨義工「夜巡」進行了實地觀察，在東池袋周邊的公園和陸橋臺階下等不太引人注意的昏暗處發現了16名流浪漢的蹤影，不過其中年輕人只有1人。雖然不能說百分之百，但似乎確實有相當大部分網咖難民暫時免於露宿街頭之苦。
同時做回收家電和工地工作的那位男性也入駐了豐島區的免費商務酒店。他從月收入中拿出1天2000日元左右的預算就能搞定伙食、到工地的交通費、找日結工不可或缺的手機話費，也是得益於住宿沒有花錢。
但是，像他這樣勉強有少量收入的貧困戶，免費酒店也只能住到7月1日。之後又該去何去何從呢？
政府補貼的侷限性
政府徵用的酒店充其量只是個臨時的落腳點，沒法用酒店位址登記住民票。特別定額給付金（每人10萬日元）和住宅確保給付金等政府補貼的發放前提是在「住民基本臺賬」上有登記資訊，而他們沒法登記，於是就拿不到這類補貼，「政府補貼並沒有送到最需要的人羣手裏。」TENOHASI的清野一聲嘆息。
網咖客戶（人物與本文無關，圖片：時事社）
10萬日元給付金的資料申請期限，東京都内是到8月下旬。在那之前能夠靠自己租到公寓自立生活的人究竟能有多少？
工作環境也差。據說按照《勞動基準法》的規定，爲防止新冠疫情擴大而被迫臨時停工的企業，將給員工給付60%以上的停工補貼，然而沒有正式編制的派遣工和日結工往往拿不到這一補貼。
熟悉勞動問題的豬股正律師稱：「對於早就計劃好的工作，如果用工單位中途說‘沒有工作，可以不用來了’的話，是有責任向派遣公司給付一筆相應金額的。而派遣員工的停工補貼應該從這裏出。」
厚生勞動省調查顯示，截止到6月26日，受疫情影響被解僱的非正規僱傭者可能達到9009人。這一人數漲幅巨大，是5月29日調查開始日的3.8倍。派遣合同大多是以3個月爲單位，6月末正好趕上合同期結束，後續沒有新的工作，就造成了失業者的增多。
心理障礙
東京都内的徵用酒店，部分入住者已經到了入住期限，今後不得不分批退房。貧困戶是回到網咖，還是連住網咖的錢都沒有，不得不露宿街頭？清野說：「就算要等復工，以現在的狀況來看，感覺也是遙遙無期。目前無法回到網咖，只有申請低保去租公寓，同時花時間找工作這一條路。」他一直在爲幫助貧困戶申請低保而奔忙。
不過這種嘗試也不太容易。
申請低保會有一個「扶養覈查」的手續，就是調查申請人的親屬是否具備扶養能力。也就是說，相關部門會將其申請低保一事告知給其在老家的親屬。很多申請人的心理是「申請低保的都是些懶人。自己不想變成那樣的人」，他們會有心理障礙，不想讓父母知道。特別是網咖難民中很多人都是「有故事」才離開老家的，這種心理就更加強烈了。
TENOHASI諮詢處（Koishi Kazuo提供）
有位40後單身女性，之前住網咖，是物流相關單位的派遣員工。4月後工作變少走投無路，幾經周折才終於住進了都政府的徵用住宅。現在快到入住期限了，她很猶豫，不知道該不該申請低保。本來她離開父母膝下流落網咖的終極因數就是「與家人鬧翻了」，所以她極其不願意自己的窘境被家人知曉。
爲了照顧諮詢者的情緒，TENOHASI諮詢員會告訴他們：「如果是處於虐待之類的終極因數，那肯定是可以跳過親屬覈查這一步」。如果沒有心理虐待的話，則會陪諮詢者一起去申請視窗，一起想辦法解決問題。
新冠疫情的兜底政策
另一個巨大的障礙就是社會對低保戶的態度非常嚴苛，福斯會有「拿我們交的稅去養不工作的閒人」的想法，社會投向低保戶的目光也是冰冷的。
京都市區政府有低保辦理經驗的遺產及護理諮詢師小笹美和說：「外人是很難看出來的，實際上有些人是生病了沒法去工作，也有人自己不想領低保想出去找活幹，卻找不到活幹。」但由於那些「真的只有一小撮」的騙低保的存在，讓世人容易對低保戶產生偏見。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預計還會有第2波疫情襲來，必然會對更多人的就業產生影響。「派遣的臨時員工大機率將首當其衝，而且沒人能保證在大企業就不會被裁員。不知道什麼時候，在哪裏，會變成怎樣一種讓人沒法去工作的環境，但我又有很強的預感，這個危機隨時會降臨。低保作爲兜底政策真的是很有必要，需求也會越來越大吧。」小笹美和如是說。
【用語解說】「什麼是網咖難民」
失去住房，只能半蝸居於廉價網咖的人羣，被稱爲網咖難民。其背後的成因是經濟狀況惡化導致收入減量，或是由於家庭内部矛盾不得不離家遠走。他們很多人都是做日結和派遣的臨時工、或打零工，是「貧富分化社會」的象徵。網咖裏有完善的網路環境，也有淋浴室，但每個人的空間只有小小的2平方公尺。每個機位是隔間結構，飛沫傳播比較容易，因此爲了防止新冠疫情擴大，4月日本宣佈緊急事態宣言後，網咖也屬於被要求暫停營業的物件。
作者：持田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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