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0日，正值日本一年之中櫻花盛開的最美麗的時節。位於東京六本木，被羣櫻環繞和古典花園點綴的國際文化會館迎來了以周秉德女士爲首的周恩來總理的後人一行。他們在探訪周恩來當年留學日本的足跡之後，應國際交流基金前理事長小倉和夫之邀，出席了在國際文化會館所舉辦的盛宴。宴會期間，小倉將專著《巴黎的周恩來》（中央公論社，1992年，獲吉田茂獎）贈送給了周女士一行。
小倉和夫出生在1938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系、英國劍橋大學經濟系。1962年入外務省，歷任文化交流部長、經濟局長、外務審議官、駐越南和韓國、法國大使。2003年10月至2011年9月，擔任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理事長。著作有《中國的威信 日本的矜持》（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簽訂談判》（岩波書店，2003年）、《對全球主義的叛逆》（中央公論新社，2004年）、《日本的亞洲外交兩千年》（藤原書店，2013年）、《日本的＜世界化＞與世界的＜中國化＞》（藤原書店，2019年）等。
學者型外交官小倉和夫進入外務省10年之後，日中邦交正常化終於得以實施。國之邦交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冷戰隔斷世界的背景之下，日中建交更是困難重重。日方從事建交準備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其一正是小倉和夫。周恩來總理與田中角榮首相緊緊握手的一幕是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可當時鮮爲人知的小倉等外交官們正是這歷史性的一幕的促成者。2003年，小倉執筆的關於日中邦交正常化外交相關檔案資料彙編《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簽訂談判》由岩波書店出版，其間詳盡記錄了當時的幕後工作和程序。也正是由於這一段不尋常的經歷，使得小倉萌生了對周恩來的人生與堅持日中和平友好關係信念的探求之念。
衆所周知，1920年到1924年的4年期間，結束日本留學的周恩來遠赴巴黎，在勤工儉學的同時走上了信仰共產主義的道路，在歐洲留學的4年時間是周恩來家國情懷得以得以凝練的程序。關於這一段歷史，小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逐一探訪總理在巴黎學習、工作、生活所留下的每一個足跡，細緻瞭解和分析了周恩來在巴黎所接觸的人物和經歷的基礎之上，小倉和夫撰寫了《巴黎的周恩裏》一書。
該書詳盡分析和研究了周恩來如何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像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精神遍歷，對於青年周恩來的思想形成的研究具有重大貢獻。因此，1992年出版伊始便榮獲「吉田茂獎」。對於世界各國的周恩來研究而言，如此言之有據的研究成果的問世也是難能可貴的。
日本國民對於周恩來總理一直懷有深沉的感謝情懷，讀過此書的日本國民對於周恩來的認識將更加深化和真摯。基於對此國情的把握，1999年至2002年，小倉在擔任日本駐法大使期間，和駐法的共同社記者原野城治一起利用工作之餘，再一次對周恩來在巴黎的所到之處進行了新一輪的探訪。 據悉，《巴黎的周恩來》的中文版也將於今年出版發行。
2003年10月，小倉和夫出任國際交流基金的理事長，他更加關注日中關係的隊形變換。2012年3月14日至3月15日，財團法人Japan Echo和筆者當時供職的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所亞洲中國研究課題組聯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在迎來日中邦交正常化40週年之際，共同舉辦了一場中日聯合研討會。該研討會以「對深化中日經濟文化互惠關係的綜合探討——全球化進展中的互爲參照與聯動」爲題，共同探討中日經濟文化關係的深化與隊形變換，並提出了具體建言。小倉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其主題發言的内容對於中日如何突破難關建立互惠關係很有啓示。
2012年3月，在中國國家行政學院舉辦的「未來十年中日經濟文化互惠關係」研討會上的合影，右起第五人爲小倉和夫，右起第六人爲中國社科院教授汪次亞硫酸鹽。
首先，他以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爲題，認爲面對發生鉅變的中國，日本需要與時俱進的認識與理解。日本人習慣「日中、日美、日韓」比較的水平式思維，卻不善於垂直度式的思維。即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基於歷史框架中去進行應有的思維方式尚不到位。因此，日本人今後須透過與中國人更多的交往，學習在歷史之中看待問題的方法。
因中國屢屢改朝換代，政治制度起伏劇烈，難以維繫對於某一特定王朝持續不變的看法。比如，中國人會認爲「清朝腐敗，革命必行」。但是在日本，天皇制這一日本的象徵延續了1500年之久。從這個角度上說，全面否定過去，對日本人而言並非簡單。而在中國需要破舊立新，所以否定本身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這其中也存在着日本的雙重性認識，即「連續與變革、變化與連續」混合共進的兩個方面。這使得日本的「歷史認識」變得複雜和模糊。
其次是關於戰後德國和日本的比較。
小倉和夫認爲，二戰後誰在降書（instrument of surrender）上簽字是一個切入點。比較日本與德國就可以發現，德國在降書上簽字投降的不是德國政府。因爲，聯合國不承認當時的德國政府，在降書上簽字的是德國軍隊。希特勒的第三帝國被認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經完全消亡。在法律上，新生德國與過去的德國是兩種狀況。因此，由現在的德國出面清算過去，是非常有意義的。
日本在降書上簽字的不只是軍隊，日本政府也簽了字。也就是說，同盟國承認日本國政府的存在。日本的國家沒有崩潰，這就存在着連續性。即日本政府依然牽扯着過去。日本在連續和變革的程序之中受到困惑迷茫的憂繞，「剪不斷，理還亂」。因爲日本這個國家並沒有在1945年8月15日被摧毀而崩潰，仍然延續至今。因此在「天皇的戰爭責任？」 「如何定位參與戰爭的普通國民？」等等問題上，始終擺脫不了曖昧。連續性固然重要，堅持正視歷史，嚴正反省的態度，更爲重要。
關於日中關係隊形變換的問題，小倉這樣認爲：在處理今後的日中關係時，應該把政治層面、經濟層面和文化層面區分開來。在政治層面，具體說就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有必要深刻理解中國人的想法、中國所遭受的痛苦和有效能損失。「把軍國主義與日本國民區別開來」，這是周恩來總理、毛澤東主席一再強調的思路。如果忘記「日本國民和中國人民都是戰爭的受害者」這一觀點，就會發生民族對立。正因爲中國從大原則上統一了本國的國民認識，日本人才更有必要嚴肅對待中國所遭受的痛苦和歷史。
另外，政治上重要的是，儘量避免因爲政治終極因數而中斷交流本身。從公共外交的角度而言，越是有吵架的理由越是應該進行對話，這是公共外交得以成立的環境。
2012年3月15日小倉和夫與中國政協發言人趙啓正、原中新社副社長、周恩來侄女周秉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祕書長黃星原、法政大學教授王敏在北京會場坦誠交換意見
在文化層面，儘管不必完全廢棄將文化政策作爲激發民族精神的手段，但希望謹慎行事。中國的文化不僅是中國人的，它也屬於世界。日本的文化也同樣。也就是說，文化財產是世界的公共財產。周恩來總理在留學歐洲時悟出民族主義、個人主義的出路與國際化間的關係，掌握了導向國際主義的真諦，這種智慧很值得我們學習。人們往往容易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特別是在文化交流方面，一味地強調「這是日本文化，要將日本文化推向世界」，僅僅以日本爲中心是錯誤的。應該認識到之所以將日本文化推向世界，那是因爲它是世界的公共財產之一。中國文化亦然。如果不正應答識到這個層面，文化政策就會從根本上產生誤認。
小倉和夫作爲小倉家族的長子出生在日帝侵略擴張的時代，而「和夫」的命名顯然潛在着正視世態的抗爭與希冀。這就是小倉和夫肩負的宿命。伴隨他的和平「知音」還有他辦公桌邊的韓國古琴和中文圖書，那是一片豔陽天，琴瑟相和，和合溫馨。
難忘在上述宴會上，他親手開啟紹興酒的包裝，意味深長地說：「在東京還沒有找到40年之沉香，只好帶來兩瓶20年的沉酒，它來自周恩來總理的祖居紹興。讓我們以此紀念日中建交40週年，緬懷和感謝周恩來總理。不過，今天我們只取其中一瓶乾杯，另一瓶留給王敏吧。」
周秉德女士接着說：「留着紀念中日建交又一個40年，那時我們再相會，我們再杯！」
我珍藏着這瓶酒，爲未來的相見努力不息。
文 王敏
編輯修改 JST客觀日本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