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右）在上智大學與黃光偉教授（左）交流
對談人簡介：
陳小牧：本次對談主持人，日本留學問題專家。留日教育學碩士，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國費獎學金獲得者，主要著書《日本留學之味》（日本名校 50 學子訪談錄）。
黃光偉：博士、教授。現任上智大學全球環境研究生院院長。曾在東京大學、金澤大學和新潟大學任教。長期研究水環境，從事流體動力學拓展至水質建模與監測、城市洪水風險分析與減緩，以及流域綜合科學與管理。
上篇從排名出發，討論了日本留學的現狀與個人決策。但排名之外，真正影響留學體驗與長期發展的，往往是更深水層的制度與結構問題。下篇將視角轉向AI時代的學科融合、學製改革與人才培養，繼續展開討論。
學科融合與教育改革的現實挑戰
陳小牧：您所在的地球環境領域沒有本科，只設研究生院。當前AI發展迅猛，學科融合也是大勢所趨。您這個專業本身就非常跨界，所以我想聚焦兩個問題：第一，現在文理科的界限正在模糊，但AI興起後，人文社會科學的地位似乎被看低了。儘管我們知道人文學科的價值體現需要更長時間，而自然科學更偏應用，但現實中，學生在升學時依然需要提前選定專業。日本現在有些大學允許學生延後選專業，先進行一、二年級的通識教育，三年級再根據個人興趣選擇。但這又帶來了新問題，比如國際教養學部，內部分為多個領域板塊，從傳統學科角度看可能不夠「專精」。日本現在很多專業名稱用很長的片假名，質量參差不齊，這也成了一個困擾。第二，回到您所在的地球環境學科，研究生院的學生背景真的多樣嗎？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會遇到哪些具體問題？這種多元化對未來的發展和就業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會帶來融入的困難？
黃光偉：這個問題很重要。傳統學科劃分曾為社會做出巨大貢獻，但也限制了進一步的發展。學科之間的「隔牆」阻礙了溝通，資訊不通，反而導致許多環境問題。舉一個典型例子DDT。發明者從殺滅害蟲的角度看非常成功，但他未與河流生態、環境領域的研究者交流。學科壁壘使他隻專注於開發殺蟲劑，卻沒想到殘留物會進入河流，毒死魚蝦，造成生態災難。這類例子很多。因此，我們環境領域的人堅信環境問題的根本解決，無法只在傳統學科框架內完成。傳統科學能提供緩解方法，但根治必須打破學科壁壘，進行橫向綜合研究。這不僅需要理工科內部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結合。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根據我十多年的觀察，理工科背景的學生在研究裏融入一些人文學科內容相對容易；但社會科學背景的學生，要想在環境研究中加入理工科知識就困難得多，這源於知識結構的不同。實際上，這種分流早在高中階段就決定了，就是常說的「高中分流」。
陳小牧：您提到「高中分流」，我深有感觸。很多問題的根源不在大學，而在高中就埋下了。高考的指揮棒作用依然強大。很多家長和學生仍會問我「該選文科還是理科？選什麼專業？」比如有學生說想學經濟，我會告訴他經濟也需要數學，AI時代數學非常重要。但他可能因為統計不好怕拉低分數就隨意選擇其他專業，完全不瞭解專業的知識結構，導致後續學習產生一系列問題。當然，現在的學習工具和手段比過去豐富得多，AI、線上學分課程都有，並非學不會，但肯定要付出額外的時間成本。最不缺的就是工具，但在該打基礎的階段錯過，後續彌補的成本就高得多。尤其在僅有兩年的碩士階段，又要完成論文又要補基礎，確實很難追趕上。所以您說融合研究需要基礎，我非常贊同。
黃光偉：是的，很多課程需要前置學習，學習是有黃金窗口期的。如果大學四年都學的文科，再想吸收自然科學新知，可能比18歲時學習要困難得多。我有個學生就是這樣，他本科是環境法，非要來我這裡。我明確告訴他，我這裡的研究不會只做法條分析，必須包含自然科學成分。他就自己買了化學書看，看了很久也沒看懂，沒理解，最終只能轉向防災方面的研究。這個壁壘確實難以突破。畢竟不是系統的教學過程，自學和老師在課堂系統講授，效果完全不同。當然，天才除外，但對大多數人而言，基礎知識的缺口會直接限制他們進行更橫向，更綜合的研究，結果往往只能退回自己原本的人文社科領域。這是現實的困境。相對而言，理工科學生做跨學科研究更容易些，而這個問題的起點確實在高中。
陳小牧：我也在思考，AI時代自學能力固然重要，知識更新快，體量大，但基礎的東西，比如化學、物理和數學，尤其是背後的思維方式，還是必須掌握。很多學生不明白，數學基礎本質是一種思維訓練：如何提出問題、如何解決問題。他們隻當它是知識，其實更重要的是思維訓練。有些家長和學生比較功利，認為不考就不學，但步入社會後就會顯露問題。比如環境問題本身就是全球性議題，不可能靠單一學科解決，必須具備綜合能力，最終打通融合知識。但如果前期沒有系統化的基礎，後期彌補要花大量時間，有些人甚至直接放棄。
我很好奇您剛才說社科背景學生融入理工內容更難，這是否意味著在您的研究生院裏，理工科學生還是佔多數？人文社科出身的是否會更難一些？
黃光偉：實際上，在我們研究生院，社會人文科學背景的學生反而是多數。他們大多偏重政策研究和定性測定，也有不少人會做環境經濟或者健康相關的研究。當然，如果是做防災計算、河流水質監測，這些方向當然更需要自然科學背景。我們的碩士論文長度和形式也因此不一樣。做定性研究的話，論文需要更長的篇幅。要引用很多先行研究，用豐富的文字來描述。如果能用一個公式或者模型來概括，表達就會簡潔很多。這也是不同學術背景帶來的表達差異。至於哪類更容易，在某些核心研究領域，有理工背景確實更順利。但我們學生整體構成並不是理工科佔優勢，人文社科類的學生反而更多。這本身也是個值得探討的現象。
陳小牧：除了學生的基礎問題，課程設置本身也有挑戰。日本大學的課程結構很特殊。一二年級類似美國的通識教育。三四年級又像德國的研究型教育，要進研究室。結果就是開設的科目太多。但學得都比較淺。日本一門課通常只有兩個學分。而美國很多課程是四個學分。同一門課。美國一周可能上兩三次。日本往往一周一次。這樣算下來。日本學生畢業時總學分可能達到 124 或者 130，看起來很多。但仔細看都是兩個學分的課，深度明顯不夠。學生也容易覺得反正就兩個學分，放棄也不可惜。更尷尬的是。如果去美國讀研。一對比成績單，專業基礎和專業課程的深度差異就顯出來了。
黃光偉：是的，陳老師說得非常對。我們研究生院所有的課，除了一門我負責的現場課，都是2個學分。兩個學分確實會帶來侷限：你不可能布置太多的課後作業。美國的4個學分課程，作業量及小組討論等安排可以很充分，學生對內容的理解自然更深。我們也在思考改革，但制度沿用多年，要改變並不容易。教師已經習慣了現有的教學模式，要轉為4個學分，加深內容深度，確實有難度。學分總數看起來多，但理解不夠深入，這是現實。2個學分的課程無法承載大量作業，學生的理解就難以深化。這可能是日本今後需要探討的改革方向之一。
陳小牧：我覺得這是結構性問題。學得很雜，總學分高，但必須有一條主線。現實中，很多學生選課很隨意，這邊選一點，那邊選一點，最後不清楚他到底要朝哪個方向發展。學校雖然也想提供指導，甚至給出課程路徑圖，但學生往往不按圖走。他們會考慮哪門課給分高，容易拿A，或者因為課程時間在晚上或早上第一節而不願選，又或者想把課集中在每週的幾天內上完。各種現實考量都會影響選課。
另外，關於上課形式，歐美視乎更強調對話式教學，提問互動，鼓勵學生輸出，這樣學生的滿足感高，理解也更深。日本不是沒有，但相對較少。
黃光偉：我們也在盡力推廣對話式教學，我的課互動內容就比較多。但現在出現了一個新問題：課堂發言常常侷限於少數活躍的學生。比如歐美學生，非洲學生往往比較敢說，雖然有時候是亂說（笑），但「敢說」的確是他們的優勢；比較而言，歐美學生的表達也通常更有邏輯性，這種能力是從小訓練的。中國學生則常常保持沉默，特別是近兩年，這種現象更明顯了。以前每年總有幾個比較活躍的中國學生，但這兩年這樣的學生很少見了，大家多是低著頭，我覺得這可能和本科階段經歷了一兩年網課有關，習慣了單向接收，失去了課堂對話的意願。日本學生也不太願意主動出頭，但如果你點名，他們還是能說幾句。而有些中國學生，你一問，他們就說「不懂」，或者低頭避開，這幾年這種情況明顯增多了。
陳小牧：這種現象的確值得關注。您提到日本學生不願出頭但還能說幾句，我想這和他們的團隊文化，不喜出頭的「村社會」意識多少有關。您剛才說也在推廣反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模式，讓學生提前學習，課上討論，如果學生普遍沉默，這種模式是不是更難推進？另外，您提到有一門現場課，進行田野調查，這種現場教學，實地講解的方式，是不是更能把學生帶動起來？
黃光偉：我們確實在嘗試引入反轉課堂元素，但並非整門課都用這種形式。可能會在某些周次採用。至於田野調查，我就是帶學生到現場去實地講解。這種形式確實能讓學生收穫更大，獲得更具體的體驗。我們一直在推廣討論式和提問式教學，但學生是否願意說，能否說出來，尤其是最近兩年，這確實成了一個明顯的挑戰。
上智大學校園
學製改革與人才發展的矛盾
陳小牧：日本文部科學省此前一直在討論「五年一貫製」，也就是將本科和碩士打通，用五年時間完成。過去也有類似針對優秀學生的縮短制度，但現在的方向似乎是將其體制化、結構化，而非個別特例。這個改革尚未全面鋪開，但一些頂尖大學可能在試點。背後的現實背景是，日本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的人數總體在下降，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許多日本學生選擇不讀碩博。文部科學省希望通過本碩連貫的課程設計，提升入學人數。
黃光偉：我們學校整體還沒開始實施。這裡面其實有不少問題，過去也做過一些嘗試。比如有的大學設過一年製碩士課程，我們這裡優秀的學生也可以申請碩士一年畢業。之前，博士制度也調整了。若有突出研究成果，博士可以兩年畢業。這樣算下來，碩士一年加上博士兩年，三年就能拿到博士學位。日本推動這些變化，一個重要參照是歐洲，尤其是英國的一年製碩士。有些日本教授看到歐洲的情況，也在思考能否加速人才培養。所以您提到的大學，確實在嘗試。但制度從少數人適用走向結構化改革，具體如何落地，涉及很多細節。
陳小牧：是的，而且這種改革並非學校能自行決定。AI時代知識疊代快，尤其在人文社科領域，可能有人覺得兩年碩士並非必要，所以出現了縮短學製的呼聲。但我擔心的是縮短後，研究的系統訓練如何保證？不同學校間的制度銜接會不會出現斷層？如果這些問題不預先釐清，學生後續可能會遇到麻煩。
黃光偉：您提的這點很關鍵。比如英國一年製碩士，很多是不需要寫學位論文的。如果日本也推行一年碩士，是否要寫論文，目前並不明確。不寫論文，在本校繼續讀博或許可以，但若想申請其他學校的博士，對方可能會質疑：你的碩士論文在哪裡？研究成果如何體現？在本校制度內說得通，跨體系就可能不被承認。這會出現現實的「制度銜接」問題。
陳小牧：這個問題在中國學生身上已經顯現。國內一些用人單位或高校在人才引進時，不認可沒有學位論文的一年製碩士。而日本兩年製碩士有論文，回國認證更容易。所以這不只是日本學製改革的問題，還涉及學生回國發展的考量。日本國內就業可能隨著政策推行而逐步認可，但中國學生和家長做選擇時，必須考慮回國認可度，否則後續補救成本很高。
黃光偉：對中國學生而言，如果回國發展需要碩士學位論文，那麼一年製碩士就可能存在障礙。一年時間也很難完成一篇高質量的論文。如果回國後不被認證，對學生將是很大損失。所以我覺得，日本的這項改革會穩步推進，但要很多學校都實施，至少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日本大學自主權很強，這有利有弊，也導致各校，甚至各系的規定都不盡相同，程序非常繁瑣。
陳小牧：五年一貫製不可能立刻全面推行，必定先試點。但從趨勢上看，它也確實呼應了AI時代對快速培養的需求。
日本將留學與本土就業貢獻更緊密綁定的政策轉向。我們那個年代留學，日本政府獎學金更強調國際貢獻，希望留學生學成回國。現在則更強調「對日本社會的貢獻」，鼓勵留學生在日本企業就業。
黃光偉：政策目標確實越來越清晰。但您提到的人才引進，還得放在博士培養體系裏看。在日本，歷史上讀博士並非多數人的選擇，只有打算從事大學或研究機構工作的人才會讀。過去十年，日本一直在努力增加博士人數，人數確實上去了，但也帶來了就業問題：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崗位並沒有增加，反而在減少。博士畢業生中，越來越多的人希望進入企業，但企業提供的合適崗位有限。博士後崗位也存在，但做完一兩年博士後，依然面臨找不到固定教職的困境。
陳小牧：日本大學的教職崗位基本上是「退一補一」，很難新增。以前國立大學還有講座製，崗位設置是階梯式的，培養博士有時是定向的。這就產生了矛盾，政府要擴招博士，但大學崗位有限，企業吸納博士的意願又不高，這個矛盾如何解決？
黃光偉：目前這確實是個幾乎無解的矛盾。一方面要增加博士數量，另一方面大學崗位嚴格控制，企業需求又不旺。之所以矛盾還未激化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一個原因是擴招的博士中有很多是外國留學生。他們對日本的科研有貢獻，但畢業後部分人會回國發展，日本社會無需完全承擔其就業壓力，所以博士擴招政策還能繼續推進。
獎學金方面，日本有針對博士生的資助，比如之前的 SPRING 獎學金(290萬日元/年)。不過從2026年度起，相當於生活支援補助的240萬日元/年的部分把外國留學生排除在外了。這肯定會帶來不好的影響。至於博士學費，很多大學會自動減免一部分，經濟有困難的學生還可以申請全額減免。來自非洲和東南亞等地的博士生很多都能拿到全免。生活費方面，也可以試著申請各類財團的資助。
陳小牧：從全球對比來看，在歐美，尤其美國，自費讀博士的情況很少見。因為在美國，博士生通常被視為研究人員，而非學生，會獲得助研或助教薪資，相當於一份工作。現在美國科研經費存在不確定性，日本一些大學也提出希望吸引在美國的優秀研究者轉到日本。但日本又有現實門檻，就業市場仍偏向應屆生，碩士、博士與本科生的起薪差距不像美國那麼大。日本政府計畫到2033年將博士招生擴大到2萬人，目前約1.5萬，但如果薪酬待遇和社會認可度上不去，實現這個目標的難度很大。
黃光偉：企業端的態度確實至關重要。理工科博士進企業相對容易些，而人文社科的博士，企業接納意願就低得多。也有一些成功的定向培養案例，比如東京農工大學與我們合作的研究生院，培養的博士很多進入大企業從事具體的農業技術研發，目標明確。但如果想獲得大學教職，競爭就異常激烈，因為職位數量有限。
日本企業的用人模式仍偏傳統，講究年功序列。以應屆生招聘為主，雖然有所鬆動，但基本框架未變。在這種縱向社會結構中，個人的晉升是按部就班的，不像美國那樣可能因個人能力強而快速躍升。只要這些社會結構不變，博士擴招就會持續面臨入口擴大，出口狹窄的矛盾。
AI時代的學術誠信挑戰與應對
陳小牧：近年來，從申請材料到學位論文，利用AI造假或包裝的案例時有發生，香港和日本都有相關報導。這確實是雙刃劍。AI帶來便利，也讓造假更容易。比如有些機構過度包裝學生，等到學生進入日本大學的研究室，教授發現其實際能力，無論是語言能力還是科研能力，與材料嚴重不符。我記得您之前分享過一個案例，貴校正在調查一個學生，他自稱畢業於美國某名校，但英文溝通困難，課程中連簡單問題都無法回答。
除了這種極端的能力不符案例，在書面審覈環節，比如小論文及研究計畫書，也可能出現由AI生成或經過過度潤色包裝的情況，甚至存在網路面試替考的現象。
黃光偉：我們學校有專門的查重軟體用於檢測碩士論文等。但我們目前使用的一些舊版軟體主要查文字重複率，無法有效識別是否為AI生成，這方面需要系統升級。2024年，上智大學出現了第一例因使用AI撰寫論文而被取消學位的案例。指導教授覺得論文有些奇怪，核查參考文獻時發現是偽造的，這是AI生成內容常有的問題。該學生是一名外國留學生，自己也沒有核對，最終學位被取消。我們學校目前的規定是撰寫論文禁止使用AI。有些國際上的大學可能有參考指南，但我們現行的規定就是不允許使用。
陳小牧：除了論文之外，您剛才提到的能力與材料不匹配的情況，尤其是申請材料、成績單及畢業證書這類硬木料，現在有了AI技術的輔助，造假的手段恐怕也變得更多，更隱蔽了。上智大學方面是怎麼進行核查，又會如何處理這類造假行為的？
黃光偉：我所在的研究生院正在制定一項新對策，比如在英文項目的招生中，第一輪先篩選出一部分申請人進入第二輪，然後對所有進入第二輪的申請人進行面試。因為AI寫出來的材料可能很漂亮，但不一定是本人真實水平的反映。面試往往很快就能判斷真偽。我們計畫從今年開始推行這個面試環節，在面試基礎上再進行篩選，目的就是篩掉那些材料光鮮但能力不符的申請者。
陳小牧：這個措施很實際，通過材料篩選和麪試覈驗形成完整的審覈閉環。現在可以說是刷臉時代，尤其是經驗豐富的教授，通過簡短交流就能做出基本判斷。有些大學在 AO 綜合選拔裏已經要求申請者提交三分鐘的自我介紹視頻，這也能起到一定的甄別作用。申請者可以提前練習，也能找專業機構幫忙修改，但個人的自信狀態和表達是否自然，其實一眼就能看出來。而線下面試是最難偽裝的環節，問題不可能全部提前猜到，只靠死記硬背根本應付不來。你們把二輪面試固定成機制，正是在當下 AI 時代，有效減少材料造假空間的好辦法。
黃光偉：是的，學生無法預知我們會問什麼。通過基礎問題的面試就能瞭解大致情況。我們還發現標準化考試成績也可能存在造假問題，比如託福。曾有中國學生不在中國大陸考，而是跑到秘魯去考試。這種前往第三國考試的行為很可疑。現在我們學校有明確規定，中國學生可以在中國大陸、香港和日本參加考試，這些成績學校都會予以承認。但如果是特意跑到第三國去參加考試，學校就不會認可。
陳小牧：這個規定很具體，等於提前堵住了各種想鑽漏洞的可能。AI 時代，學術不端和考試造假，最終都會暴露在能力和材料不匹配上。所以應對的關鍵就是，材料越亮眼，越要加強後續不容易造假的審覈環節。你們已經從多個方面落實了措施。論文會用查重軟體，還會升級 AI 相關的識別功能。招生時設置二輪面試，材料必須通過母校官方系統覈驗，標準化考試也不認可在第三國取得的可疑成績。這些做法都在關鍵環節守住了底線，用難以造假的方式，真正保證選拔和培養的質量。
今天和您交流非常愉快，很多觀點碰撞得很有價值。時間關係，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期待之後有機會再繼續深入探討。
供稿：陳小牧
圖片：陳小牧
編輯修改：JST客觀日本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