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右）與立命館大學任思惠同學（左）交流

任思惠向我提到他同屆的一位同學：滿分800分的EJU（日本留學考試）該同學考了700多分，這個成績在留日升學圈內是公認有能力衝擊早慶、乃至國公立大學的。然而這位同學最終被錄取的是法政大學。

任思惠直言到：「並非法政大學不好，只是單看EJU成績的話，分數和最終錄取結果之間存在不小落差。我曾和這位同學深入溝通，一起復盤了整場考試，最後找到問題所在：筆試成績不差，栽在了面試環節。這名同學日語口語偏弱，導致面試接連失利。」

任思惠是上海某日語特色中學日語班出身，初中起系統學習日語約七年。為擴大報考範圍，他赴日後先入讀東京的語言學校一年，其後透過EJU及大學校內考升學，現就讀於立命館大學生物工學科二年級。

筆者手頭還有另一個案例。一名學生成績達標，家長輾轉找到我諮詢：孩子報考了四五所日本大學，而且都是不錯的大學。但是凡設有面試環節的，全部落榜，無一倖免。家長難以理解：我們分數不低啊。

家長的不理解可以理解。從事日本留學規劃20餘年，我被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小牧老師，我家孩子考了多少分，能上什麼學校？過去這個問題有標準答法，分數線一劃，大致不差。現在我不再只按分數作答，因為這個變量正在失效。

這不是個例，也不是偶然，而是一個系統性變化的信號。那就是第三方標準化考試的分數，在日本大學錄取考量中的權重正在下降。

留學生激增，供需關係逆轉

日本學生支援機構（JASSO）2026年5月公布的《2025年度外國人留學生在籍狀況調查》顯示：截至2025年5月1日，在日外國留學生總數達408,069人，較上一年度增加了71,361人，增幅21.2%，創該項調查歷史新高。

這一數字背後有著重要的政策意義：日本政府在2023年4月教育未來創造會議（J-MIRAI第二次建議）中，敲定了2033年接收40萬名外國留學生的目標。而2025年5月的408,069人最新資料，意味著該目標已經提前約8年達成。

更值得關注的是留學生群體的結構變化，新增生源主要去了哪裡？

日本 JASSO 的資料顯示，日本語言機構在讀學生達到 140,174 人，同比增長 30.7%；專修學校專門課程在讀 106,829 人，同比增長 39.8%。反觀大學學部留學生僅為 92,442 人，增幅只有 5.7%，增速明顯低很多。

語言學校與專門學校，是大學升學的「預備軍」。這40餘萬留學生裡，相當一部分會在未來一兩年內，成為大學入試的報考大軍。真正激烈的升學競爭，還在後頭。

從生源國別來看，中國留學生人數總計131,097人，依舊穩居第一大來源國。與此同時，文部科學省自2026學年起實施一項特例制度。大學需提交學部的留學生擴招與國際化整備計畫，經審查認定為「國際競爭力牽引學部」後，該學部招收留學生的定員超額上限才獲准上調5個百分點。

2026年2月首批獲批的是東北大學、筑波大學、廣島大學的11個學部。其實有8所日本的大學申請，但只批了前述這三所。同年8月又公布了第二批，還是這三所大學，但新增了10個學部，目前合計21個學部。這不是普惠性名額放寬，而是逐校逐學部、逐年分批審批。所以留學生需要清醒認識到，名額放寬不等於錄取門檻降低。恰恰相反，招生數量越大，院校篩選申請者的空間也就越大。

任思惠身在其中，體感是最直接的。他告訴我他本人當年就是以立命館大學為保底校應考，錄取後衝刺了多所國公立大學，但都沒有被錄取，最終入讀立命館大學。一段時間以來，作為名校情結很深的中國家長，在尚能接受的大學中，立命館大學一直都被作為保底校。

立命館大學一隅

但這已經是幾年前的行情。而現在據他觀察，學弟輩中已經沒人敢把立命館當保底，市面通行的做法是拿產近甲龍（京都產業大學、近畿大學、甲南大學、龍谷大學）、櫻美林一檔的學校作為保底，立命館大學整體上移了一個檔次。

當我問他現在的立命館該放在什麼位置時，任思惠直言不諱：「就理科專業來說的話，就是要做適當的努力，然後去試一試的位置，作為第二衝刺目標或者第三衝刺目標。」

所以筆者一直建議中國學生和家長的擇校思路與規劃要進行動態調整，要跟上變化。日本留學的供需關係早已逆轉——日本的大學從過去的生源缺口狀態，變成了可以自主篩選考生的一方。這是單純看分數無法感受到的底層行情轉變。

第三方考試為什麼越來越失效

報考人數增加，按理說提高分數線即可篩選，為什麼學校連EJU考試本身都開始不信任了？

日本部分較好的學部已經取消EJU入試，不再採用這一外部成績，改為自主選拔。

究其原因，其實並不複雜。EJU不設口語科目，且寫作權重很低。它測量的是輸入能力，測不了輸出能力。一名學生書面成績優異，開口卻組織不出完整的表達，這類風險標準化試卷識別不出來。

嚴格來說，EJU是學力考試，國際上的同類有SAT、ACT等。但它又不止於此。EJU總分800分，日語科目佔400分，整整一半，不少大學直接憑EJU的日語成績代替日語能力考，等於讓它兼了語言考試的職能。

問題恰恰出在這裡。拿語言考試的標準來衡量，問題就清楚了，口語科目沒有，唯一的寫作題只有50分，還是單獨計分，多數大學不計入總分。而託福、雅思這類語言考試，口語和寫作都是硬性科目。

EJU承擔了一半的語言評價職能，卻缺少輸出這一端，而這一部分，恰恰是負責學生赴日後能否聽懂課、能否發表見解、能否與教授有效溝通的部分。

其次是應試套路的侵蝕。中國學生對標準化考試的題型研究能力極強，題型拆解、高頻考點、模板寫作，培訓市場早已形成成熟的產業鏈。分數是訓練出來的，未必是能力的體現。

任思惠自己也不諱言，他的EJU就是刷題刷出來的。「應試你肯定刷題更便捷」，但整個留學培訓市場，針對口語輸出的訓練和測試，至今尚無完整套路，因為各大學的面試無固定規律，主觀因素太大，所以沒辦法系統模擬化。

其實，這個問題二十年前就有雛形。彼時一些在中國招生比較早的大學，主要是私立大學，日本院校來中國做現地考核，一名學生日語能力考N1已透過，日方老師當場向我質疑：這個成績是不是抄來的？那個年代沒有AI，也無從作弊，純粹是應試訓練的結果。筆試N1的水平，口語N3的水平。入學後教授發現該生聽不懂課，個別談話時問一句答不出一句。校方反饋：這樣的學生是怎麼招進來的？

再往後是更尖銳的誠信問題。早幾年就有留學生向我反映，日本部分考場存在打小抄現象，我起初還將信將疑。進入AI時代，材料造假、文書包裝的成本趨近於零，連N1分數的含金量都在稀釋。有一類學生，平時依賴AI，問什麼都會，一到真實檢測場合便露餡，成績直線下滑。

任思惠有一句話說得挺準：「你表面文件做得很好的話，他可能就是覺得你是一個不錯的學生。但是我最終還是要看你面試結果。」

第三方考試只能檢驗紙面水平。它檢測不了口語表達。也檢測不出學生真實的思考過程。應試能力和學生的真實綜合能力存在脫節。院校更換篩選方式是必然結果。

學校把篩選權收回校內

招生院校的替代方案就是校內考。

任思惠說自己升學過程中就發現，現在日本大學選拔中校內考所佔份額明顯增大。主流形態是校內考由兩部分構成，面試加上學校自主命題的筆試，部分學校則僅憑面試定奪。也有不設校內考的，純書類選考。知名私立大學的做法並不統一，申請人數眾多的學部，有的只看書面材料直接錄取，有的仍然要參加面試。英語授課項目普遍採用申請制，但是否安排筆試、面試，各校各項目情況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自主命題的含金量在於應試訓練套路失效。校內考的輔導書市面雖有，但不少學校不允許考生將試卷帶出考場。「學校不允許帶出去，這種比較神秘，也不清楚它裡面怎麼樣」。題型、範圍外界難以完整掌握，套路無從依附。考什麼、怎麼考，完全由學校按照自己的人才標準設定，檢測效度遠高於一張統一的試卷。

想起前一陣某日本大學一位招生負責人跟我說過一句話，特別值得玩味：「透過校內考來決定錄取與否的話，學生質量會更好，更有利於校方。」

這其實是校方在自己算賬：題目自己出，面試自己面，人選自己定，篩選的主控權全部收回校內。

的確如此。這兩年一些名校相繼調整留學生入試方式。比如名古屋大學已於2026年9月官宣，自2028年度起全學部停止私費外國人留學生入試；慶應義塾大學綜合政策學部、環境情報學部自2027年度起停招；九州大學、北海道大學、千葉大學等校的工學部亦有同類調整。這些消息在留學生中引起軒然大波，各種猜測，甚至認為是日本大學不再歡迎外國留學生，還有就是提高外國留學生入學難度等等，諸如此類，各種解讀頗多。

但其實，也沒有必要過度解讀日本大學入學考試方式的變化原因。校內考權重上升，本質是學校將人才篩選權從第三方機構手中收回。以EJU留考為例，該考試雖是官方考試，但其命題方向與具體學部所需能力並不必然匹配。

時代和社會背景變化，選拔標準不同，選出的學生自然不同。學校想明白這一點，就不可能再把招生的主導權外包給一張統考試卷。

面試到底在看什麼

學校收回考試權力之後，最具決定性的環節就是面試。這一關過不去，此前的分數、材料、包裝，可能歸零。

先看任思惠的親身經歷。他當年報考立命館大學生物工學科，面試前將專業知識做了系統準備。結果卻是教授一個專業問題都沒有問。

據他回憶教授當時問的題目是：「你在日本這邊住得習慣嗎？」「你在日本有沒有過冬過？你覺得這邊氣候怎麼樣？你能不能待得習慣？」除「報考理由」外，全部是生活類問題。問完，教授表示面試到此結束，感謝參加。

這些問題聽似寒暄，實則各有各的著眼點。學校招收一名外國留學生，最顧慮的是什麼？多半是學生入學後因水土不服、心理失衡而中途退學。學力已有EJU證明在先，教授要確認的是另一件事：眼前這個人能否在日本穩定地紮下根，完整讀完四年。

「但與我報考同校應用化學科的同學，遭遇則完全不同。教授開門見山就是專業問題。他被問到某種化合物具有什麼性質啥的，須當場作答。」任思惠回憶道。

學科不同、學部不同，面試風格差異顯著，理科偏專業、文科偏人物的輪廓確實存在，具體到每位教授，並沒有標準的劇本。但萬變不離其宗，無論問什麼，核心動作只有一個：那就是判斷你這個人。問到生活方面，多半是判斷你能否能夠在日本立足；而當問到專業問題，則更有可能是判斷你的學術底子與思維質量。問題千變萬化，落點始終是人。

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EJU 700多分的同學，本身具備衝擊早慶和國公立院校的學力，最後入讀法政大學。同學之間復盤得出的結論就是口語偏弱，故而面試接連受挫。我接觸到的那名報考了四五所學校的同學，只要學校設置面試環節就全部落榜。他們都應該屬於同一類型，紙面成績雖然達標，但依舊沒能跨過面試選拔的關卡。

任思惠還分享了另外一個案例。他認識的一名同學，資質聰明，但獨自在日本生活，缺乏自我約束。「我覺得他是放鬆過了頭，所以才會荒廢學業，最終未能考入任何一所日本大學，聽說已回國發展。」任思惠帶著惋惜的口吻說。其實，並不是學生能力不足，而是人在無人監督的環境裡慢慢鬆懈下來。

三個案例，三種軌跡，指向同一個結論：面試在當前的日本大學錄取中具有事實上的「一票否決」屬性。此前的所有環節只為獲得面試資格，真正的選拔，從教授抬頭看你的那一刻開始。

任思惠在立命館大學讀大一時曾參加校美式橄欖球隊PANTHERS（左），和隊員一起見證球隊奪得2025年甲子園碗（甲子園ボウル）冠軍（右）

不少家長認為面試主要看口語。在筆者看來口語只是表層。

一位教授每年要面試多少學生？閱人無數。你的回答是否背稿，他多半聽得出來。你的申請材料是否由AI生成，是否經機構包裝，他同樣看得出來。任思惠的原話是：「也不是說多輕易就能看出來吧，但你聊著聊著，真實水平肯定就能體現出來。」

這種識別力並非教授獨有。20餘年來筆者接觸過太多的學生和家長，一個孩子在面前坐下，幾句話之內，基本就能判斷此人可用與否，也大致能估出他能去哪類日本院校。前文提到的那名四五所全落榜的學生，暑假來見筆者，進門第一印象就很差，沒稱呼，沒禮貌，舉止還帶著幾分傲氣。

這讓筆者想起多年前遇到的一個男生，他與我分享了自己參加某知名大學面試的經歷。當我詢問他發揮如何時，他用嘲諷的語調告訴我，「那個面試的日本老師英語太差了，我比她好太多」。我當時聽得心裡咯噔一下：你面試的時候，是不是已經把不屑擺在臉上了？他說，「她那英語真的不行」。果不其然，他沒有被錄取。這兩個學生的成績都是夠的，但人坐在那裡，已經在失分了。

面試具體看什麼？服飾、精神面貌、小動作、神態、自信度、眼神……這些都不是玄學，而是可以被觀察、被打量的信號。人無法長時間偽裝，交談深入之後便會忘記表演，真實狀態自然就會流露出來。

有家長會問：孩子性格內向，是否天然吃虧？在我看來內向不是問題，表達斷檔才是問題。話少而句句有內容，是會得到教授欣賞的。而問一句停頓數秒，或者組織不出完整句子，則很難補救。

任思惠拋出了自己的觀點：「你在學做題之前，你得先學會怎麼做人。你人品不過關的話，我就是不要你。」聊到此處，他提到了自己就讀的大學立命館的校名。「所謂‘立命’，我的理解就是：求知之前，先學做人。」這一理解未必是官方的釋義，但放在日本大學的選拔邏輯裡，倒也是說到點子上了。

知識考核決定你能否進場，人物評價決定你能否留下。面試的本質是一場人物評價，而非知識考試。知識水平已由筆試成績背書，面試要回答的是另一個問題：這個人，能不能要。

這不是臨時調整，是結構性變化

有家長問：上述院校招生政策調整，是不是因為留學生人數劇增導致的？一段時間之後政策會不會恢復原樣？

筆者的答案是不會。AI時代的到來只會加固這一趨勢。材料可以包裝，EJU可以刷題，N1可以套路化，分數本身都可能摻水，但面試與校內考是現場檢驗，人坐在對面，這一環節AI無法替代。分數的水分越大，學校越要把最後一道關握在自己手裡。

更根本的是匹配度問題。學校想要的人和統考選出的人長期錯位，矛盾積累多年，如今不過是集中顯現。

政策層面的信號也已經落地。2026年5月27日，文部科學省向全國大學發出通知，自2027年度入試起，綜合型選拔和學校推薦型選拔原則上必須進行面試評價，只看書面材料就定合否的做法不再被允許，最遲2029年度也要完成過渡，被歸為這兩類的留學生募集區分同樣適用。連以書類審查為主的路徑都被裝上面試這一關，可見面試權重上升不是哪所大學的個別選擇，而是國家層面定下的方向。

任思惠的話很樸素，「打鐵還需自身硬嘛，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你自身水平夠硬的話，你甭管他給你出什麼題，解不就完了嗎。」 規則越迭代，靠押題的人就越被動，真正具備實力的考生反而越受益。

分數在貶值，那麼什麼在升值？

口語與表達能力，一定要提前投入準備。這項能力的考核權重正在不斷提高，而且一般沒法短期突擊，只能靠長期積累。如果書面成績很高，開口卻無法交流，在現在的選拔規則下，基本等於前功盡棄。只埋頭刷 EJU、不打磨表達能力，相當於主動丟掉了一半的分數。

輸出場景的創設要趁早，不要等到高三才考慮面試。任思惠初中時曾在一家日本事務所實習一個月，負責拍攝上海地域特色與科技題材內容，發布在對方的社群平台上，工作夥伴基本是日本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充分提升了日語應用能力，從比較敢說，進化成比較會說」。這類經歷的價值，遠超過高三臨時報名的面試衝刺班。

大家需要對第三方分數和包裝祛魅。一些機構可以把EJU研究到極致，能夠幫學生拉高筆試分數，卻塑造不出一個能在面試場上站穩的人。文書可以反覆打磨到近乎完美，但院校對於紙面材料的信任度正在降低。

把所有籌碼都押在分數和包裝上面，相當於把前途寄託在兩樣持續貶值的東西上。申請材料最多只能起到敲門的作用。最終決定去留的是現場。門內坐著的是教授，而不是閱卷系統。

最後一點是不要刻意偽裝。教授閱人無數，表演越是用力，露出的破綻就越明顯。任思惠有個比喻雖然粗糙卻很貼切，「不能說一塊泥巴，上面刷一層漆，就是個鐵塊了。一錘子敲下來，啪，泥巴還是會碎一地。」與其費力氣包裝，不如把功夫下在真東西上。

面試這一關，考查的終究不是那十五分鐘，而是此前十幾年積澱的東西。臨時打磨，打磨不出一個人來。

供稿：陳小牧
圖片：任思惠、陳小牧
編輯修改：JST客觀日本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