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柯隆於10月4日在東京都内發表演講：要想讓快速減速的中國經濟實施V字型復甦，需要改善制定政策的程序和機制。另外他還重新強調了自己的一貫主張，即中國應該把中美貿易戰作爲推進位度改革的外部壓力有效利用。

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主辦的 「中國的政策決策機制」 論壇會場

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

在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主辦的 「中國的政策決策機制」 論壇上發表演講的柯隆9月份剛剛在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發行的雜誌上刊發了同名論文。在演講中，柯隆根據論文的内容，首先詳細解說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爲何會出現減速。柯隆尤其重視政策的決策機制，他介紹了北京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在2017年展開激烈辯論的内容。

當時，林毅夫教授以戰後日本的鋼鐵政策和汽車政策取得成功爲例，認爲「中國也應該實施與日本相同的產業政策」，但張維迎教授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認爲「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會導致資源分配不均。產業的隊形變換應該交給企業和產業」。對於這場辯論，柯隆的看法是：「在討論產業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之前，首先應該明確實施產業政策的前提」。柯隆指出了以產業政策爲核心内容的歷代「國民經濟五年規畫」的主角全部是政府而非企業所存在的問題，即「規畫雖然實施了，但基本沒有驗證過目標是否達成」。

正在回答與會者提問的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柯隆（右）

智庫的作用也有問題

柯隆還批評了智庫在決定政策時發揮的作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也成立了小規模的民間智庫，但由於原則上禁止其收集資料等，這些智庫的影響力比較小，發揮重要作用的只有政府智庫。包括社會科學院、國務院隊形變換研究中心及隊形變換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等獲得中國國家認證的25家機構和企業。

這些國家認證的智庫無論是從直屬政府機構接受委託調研時，還是從直屬政府機構以外的政府機構和企業等接受委託調研時，都能獲得巨大的經濟好處。另一方面，對政府機構來說，將委託調研外包給國家認證的智庫也有很大的好處。例如，地方政府將捷運建設專案的可行性調研委託給這些國家認證智庫的話，有望獲得巨大的回報，即專案更容易透過審批。

柯隆指出，這些智庫的作用與原則上以獨立研究成果爲基礎提供政策建議的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智庫大不相同，他認爲：「智庫雖然在中國政府的政策決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作用僅限於提出‘策略’」。

柯隆發表論文的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雜誌

政策制定者與市場對話不足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迅猛隊形變換，實際GDP（國內生產毛額）的年均增長率超過9％。但最近開始快速減速，2019年第1季度的增長率爲6.4％，第2季度爲6.2％。阻礙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改革遲緩，說得更具體一些，是市場開放遲緩造成的。其背後的現實是，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時忽略了與市場的對話。較之於從市場獲取資訊，政策制定者往往優先考慮迎合指導者，導致市場從政策制定者那裏獲取的資訊也明顯不足。在發表以上觀點的同時，柯隆還強調說，中國政府需要改善政策的制定程序和機制。

作爲強調市場開放的重要性的依據，柯隆指出了中國此前在實施改革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外部壓力所取得的成就。爲了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WTO），中國從1990年代後半期開始推進市場開放，積極致力於市場經濟改革。柯隆認爲，對於目前日益激化的中美貿易戰，中國也應該積極抓住這個機會，可以透過大膽推進市場開放來深化改革。

柯隆8月1日在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中國研究與櫻花科技中心的網站「Science Portal China」上發表了「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積極影響」，文中這樣寫道：

「當前的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是2003年卸任的前總理朱鎔基時代制定的。之後，大部分改革都基本中途而廢了，沒有取得進展。如果能把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戰危機變成加速改革的機會，中國經濟就可以再次步入增長軌道。重要的是，要積極對待貿易戰，在因應低迷的經濟增長的同時，認真致力於改革。」

日文：小岩井忠道 JST客觀日本編輯部
中文翻譯 JST客觀日本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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