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文理科目並將二者融合的學術領域，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的象徵。本文采訪了文理融合領域之一的「歷史資訊學」領軍人物、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簡稱「歷博」）研究部副教授後藤真先生（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文化科學研究科副教授），請他介紹了歷史資訊學的隊形變換歷程及前景。後藤真先生從事歷史資訊學研究已經超過20年，透過將古文獻數化獲得了前人未曾發現的新知識。
後藤真副教授在講解歷史資訊學（供圖：後藤真）
將正倉院的古典文獻資料庫化
——歷史資訊學是一門怎樣的學問？
舉例來說，就是以紙質古文獻爲基礎構建資料庫。一般而言，歷史資料通常存放在博物館、檔案館等的收藏室，並非想看就可以看到。而建立資料庫後，就可以讓歷史學家，以及其他領域的專家乃至非專家便利地查閱及使用歷史資料。
後藤真副教授參與開發的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綜合資料學資訊基礎系統Khirin」。輸入關鍵字後，可以訪問存儲在資料庫中的所有相關資料資訊
khirin向公衆開放的數化古文獻示例（鳴門教育大學附屬圖書館館藏，供圖：後藤真）
——簡直就是歷史學版的開放科學。那麼史料資料庫具體是如何建立的？
我主導建立的正倉院文獻資料庫，首先使用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擴展的標記語言）對正倉院文獻的本文進行了標記和結構化。換言之，就是讓電腦能夠正確識別寫在紙上的文字資訊。然後與正倉院文獻相關的各種資訊進行關聯，使其可以在電腦屏幕上進行總覽。
曾對外公開的「正倉院文獻資料庫SOMODA」的首頁（左），後藤真副教授在國際會議上發表SOMODA研究（拍攝於2014年，本人提供）
——正倉院文獻是什麼樣的文獻，爲什麼要資料庫化？
正倉院文獻是指保存在奈良縣東大寺正倉院寶庫中的文獻集。藏品涉及内容十分廣泛，除了東大寺的手抄佛經外，還包括戶籍、賦稅簿帳（租稅登記冊）和下級官僚的工作奏本等。數量多達1萬冊以上，是研究日本古代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但這些文獻並非原始狀態。當時紙張非常珍貴，因此會重複利用作廢的紙張背面。這就導致了例如戶籍資料的背面寫着政府官員的請假申請等情形。
正倉院文獻示例。該文獻在某個時期從正倉院流出（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館藏，供圖：後藤真）
爲了解讀其内容，就必須進行「復原」工作（在正倉院文獻研究中，「復原」一詞使用漢字「原」而非「元」）。 正倉院文獻的正本由宮内廳管理，無法查閱。因此，研究人員使用的是正本調查記錄《正倉院文書目錄》、正本印刷版《大日本古文書》和影印版《正倉院古文書影印整合》等文獻資料。不可否認，這些文獻的比對和復原工作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而且處理起來相當困難。由此，我們決定將復原工作交給電腦，從而將正倉院文獻資料庫化。
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
——伴隨着史料的資料庫化，歷史學會發生改變嗎？
會的。歷史研究和烹飪很相似，都是從尋找素材開始的。做菜要找好的食材，而歷史研究必須要找到符合主題的史料。其次，在烹飪時要考慮適合食材的烹飪方法，而在歷史研究中，需要解讀史料。最後，烹飪的收尾工作是調味和擺盤。對應在研究中，調味即個人的觀點和理論，而論文及學會發表就相當於擺盤工作了。
任何工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可以依靠廚房電器和電腦。比如在烹飪中，可以分工協作，切菜交由料理機，而決定一道菜成敗的調味則親自動手。研究也是如此，將可以交給機器處理的部分交給機器，研究者則將更多的時間花在可以展現其個性的地方，這便是歷史資訊學的觀點。我認爲這種做法極有可能會給現在的歷史學帶來重大突破。
——您研究歷史資訊學的契機是什麼？
我原本學的是日本古代史。高中時，因爲想了解當今社會的形成程序而對歷史學產生了興趣。我決定從最久遠的時代開始學起。最直接的契機是讀研究生時，我從資訊學老師那裏聽到「資訊科技可以應用於歷史學」的介紹。我對此很感興趣，於是開始學習將資訊學的技術和技巧應用於人文學的「人文資訊學」。
然而，在當時的日本，包括歷史在内的人文學科的研究人員幾乎沒有引入資訊學知識進行研究的先例。因此，人文學與資訊學融合的意義，也無法得到任何一方研究人員的理解。之後大約過了20年，對資訊科技的可能性和侷限性，以及各個學術領域的意義和課題的相互理解逐漸加深，人文資訊學的研究不斷推進。我也有幸成爲連接歷史學和資訊學的橋樑，或者作爲促進共同研究的觸媒的角色。
與各地的人「一起思考」
——聽說您還致力於保存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古文獻和遺蹟等文化遺產工作。
是的。作爲歷史和文化傳承給未來的東西並非僅僅保存於博物館和檔案館，還有寺廟、神社及古宅等私人住宅。但這些地方的歷史資料正面臨着危機。除了地面震動、洪水等天然災害外，還因史料的主人更替等終極因數逐漸流失。我們正在努力採取措施阻止這一進程。
調查在巖手縣發現的古文獻（供圖：後藤真）
例如，因房屋主人變化重建房屋等時發現古文獻，當地教育委員會接到聯繫，我們歷博的團隊便會一同進行調查。之後，與當地一起商討保存和利用的方法。通常是在應答了實物，大致掌握史料的數量和内容後，再決定接下來的處理方式。但如果是關於該家族的資料，有時也會在確保最低限度的保存措施的前提下，將其留在原處。亦或者是，將其帶到地方博物館，與其它史料整理在一起，或存入資料庫。不管哪種處理方法，我們一直在探索利用資訊科技來拯救和保存地方史料及文化傳承的可能性。
——來自各地的協助是不可或缺的吧。
爲了將地方的歷史和文化傳承下去，與當地人開展協作尤爲重要。地方和社區全體應該擁有保存當地史料的意識，並採取相應措施，而不是全部交給研究人員。否則，保存和傳承都無從談起。
協作的關鍵是研究人員與當地人一同思考。我的一位學生曾經告訴我，他家後面的一座石碑被錄入了數位檔案中。以這座石碑爲契機，這名學生可能會對當地歷史和文化產生興趣從而去查閱資料，也有可能因此找到新的發現。這就是我所說的「一起思考」。我認爲研究人員應該充當的角色並不是教授知識，而是輔助當地人積極地去保存和傳承地方史料。
此外，不僅限於日本地區，我們還在開展國際合作。去年10月，我們在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展出了歷博收藏的資料，另外還舉辦了人文資訊學等的研討會和講座。今後我們計劃進一步推動基於歷史資料和資料的活動。
在鹿兒島縣與論島，後藤真副教授與當地的人們共同開展歷史資料的數化及展示活動（左）。後藤真副教授與魯汶天主教大學人員進行展覽的準備工作（右）（供圖：後藤真）
需要在廣泛領域開展合作
——作爲學問，歷史資訊學有哪些可能性？
首先，正如以歷史學爲代表的人文學和資訊學之間的相互理解加深，使得人文資訊學逐漸成熟一樣，我認爲透過專家和非專家之間的合作，將有望創造新的研究領域。
其次，隨着地方史料數化的推進，以前無法進行的人文資訊學研究將成爲可能。例如，有一份古文獻記載了一個村莊多年的水稻收成。透過用電腦處理這些資訊，我們或許能夠了解水稻產量的變化及環境的變化。換句話說，史料或可以應用於自然科學。我們將能夠在更廣泛的領域進行合作……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必須這樣做。
此外，在以往的研究中，歷史資訊學都是利用資訊科技來解決歷史學的課題。不過將來可能出現相反情況，即用歷史學來解決資訊學的課題。例如，我認爲有可能誕生「可用於資訊學的歷史學」，比如讓AI學習關於歧視等社會問題的歷史學知識。既然歷史學是一門思考社會本身的學科，那麼就應該將成果反饋給社會。
後藤真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部副教授、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文化科學研究科院副教授
原文：一條亞紀枝/科學記者、JST Science Portal 編輯部
翻譯編輯：JST客觀日本編輯部
【相關鏈結】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khirin」官網
【演講會】資訊科技將歷史、文化與未來聯繫起來-文理融合的新形式-（後藤真）Nice Step Researchers 2021演講會[第一回①]（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