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交流 - 實施周恩來總理夙願的傳奇人物（下）

據說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很喜歡使用「飲水不忘掘井人」這句話。當年佐野藤三郎利用他在新潟市龜田鄉積累的土地改良經驗，從1974年起頻頻多次訪華，成爲三江平原農業發展專案的關鍵人物。本文追尋了三江平原的一位「掘井人」——佐野的足跡。

黑龍江省白音諾村與新潟縣友好紀念碑（圖片提供：中山輝也）

「我到死都是個莊稼人」

佐野藤三郎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51歲那年。我們在這裏先介紹一下他的身世。佐野出生於1923年11月，父母是新潟縣石山村（現新潟市）的貧苦佃農。

在龜田鄉中，原石山村分佈着有許多嚴重排水不暢的溼土農地，作爲佃農家的兒子，無論是誰，從上小學開始就要幫着家裏下地幹活，水田的泥土常常會沒過他們矮小身體的胸口。佐野即便是在當上龜田鄉土地改良區的理事長後，也無論多忙，都保持着黎明時分去稻田裏乾點農活的習慣，直到晚年。

作家司馬遼太郎在遊記《街道漫步》仲介紹說，龜田鄉有一個叫佐野藤三郎的十分了不起的人物。就1975年秋在龜田鄉採訪佐野時的印象，他描述道：「肩膀的肌肉像摔跤手一樣隆起，身着一件白色開領襯衫，讓他看上去特別精神。」

他身高略微不到170釐米，體重卻大大超過了90公斤。曬得黝黑的面龐上嶄露出的笑容，有一種無可言喻的氣度和風格。「我到死都是個莊稼人」，這是他掛在嘴邊的口頭禪。

佐野從國中畢業後，在當時的日本國營鐵路公司新潟站車輛維修廠工作，1942年應徵入伍，成爲海軍巡洋艦上的二等水手。該艦在九州附近被魚雷擊沉。復員後，他投身於佃農運動中，在農田改革時期，成爲收購地主農田的農地委員會中最年輕的委員。1951年11月，隨着《土地改良法》的實施，龜田鄉耕地整理組合改組爲土地改良區。

33歲的年輕理事長

然而，受到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影響，土地改良區的組織内部的三個派別，即社會黨派系、共產黨派系和原地主之間反復發生了一系列衝突。在這個當口，時任理事長因涉嫌水路工程建設的賄賂案而被捕，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

1955年12月，33歲的佐野就任理事長。然而，這時的龜田鄉土地改良區遭遇了「經濟危機」，因無力償還菜地改良專案的貸款而被置於銀行管理之下。

1959年4月，龜田鄉土地改良區的負責人在新潟車站前，冒着大雨迎接訪問新潟市的岸信介首相，他們高舉標題，抱怨土地沉降造成的有效能損失。左二爲佐野（圖片提供：龜田鄉土地改良區）

爲申訴地面沉降造成的損害，龜田鄉土地改良區的成員高舉鳥屋野、兩川、石山等地區的草簾旗，在新潟市内遊行，向縣廳政府廣場進發（圖片提供：龜田鄉土地改良區）

新潟大地面震動後，佐野（中）和龜田鄉的農民們在新潟縣農田廳廳長辻源吾的接待室裏攤開圖紙，要求利用低水位方式改造通船川（圖片提供：龜田鄉土地改良區）

邂逅伊東正義

臨危受命理事長要職，經歷種種頓挫波折，這些都讓佐野的潛能得到開發。1958年8月，土地改良區債務累累，佐野懷着「推遲還款」和「減量債務」的念頭，衝進了農林省（當時）農地局局長的辦公室。

佐野申訴說：「因爲土地改良區的專案補貼制度，是根據農田可自然排水的模式設計的。像龜田鄉這樣四周堤防環繞、不進行24小時機械排水，農田就會被淹沒的地區，必定會招致財政破產。」他毫不退讓地懇求政府糾正補貼制度。

接待佐野的是農地局局長伊東正義（後來成爲副首相），他在經歷了長期的排擠後，剛剛回到農林省的老崗位上。兩人互相責罵，激烈交鋒，下午5點過後，他們又轉戰新橋的高架橋下的酒館，一直討論到天亮。據說他們就這樣持續了兩天。

佐野見到伊藤，一開口就說「你這個頑固的會津佬」，伊藤立馬回應道：「你說啥？你這個越後的鄉巴佬！」最終因爲僅靠農林省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伊東就打電話術給時任内閣官房長官大平正芳（後來成爲首相），佐野又跑到當時的大藏省（現在的財務省）的預算局，直接向主管官員申訴。當時接待他的預算檢驗官是相澤英之（後成爲經濟企劃廳廳長）和高木文雄（後成爲日本國營鐵路總裁）。他倆在聽了佐野的申述後說：「你這人真有意思，我們給你一些建議吧。」於是向佐野伸出援手，給了他一個擺脫困境的良策。

身體力行，維護農民利益

1968年，隨着新都市計畫法的實施，建設省（現國土交通省）提出了都市化整理區域的劃片工作。針對這一規畫，如果放任不管的話，那麼龜田鄉恐將分裂成兩個區域，一方是農用地轉爲住宅區，另一方則是與都市化浪潮無緣的農業區，。爲此佐野建立了一項制度，規定未經土地改良區批准，不得出售農地。

土地整改，一般是用農家提供的部分農田，建造國有的水渠和道路。因資不抵債而陷入財政破產境地的龜田鄉土地改良區，拿出了最後的窮極之策，他們將利用所售農田建起的水渠和道路部分歸爲土地改良區所有，而非國有。將土地出售給國家的農民有義務向土地改良區給付一定比例的收益，土地改良區用這筆收入來償還貸款，並且在農地轉用較少的地區修建和改善道路及下水道處理系統。

農林省、縣政府農地廳、法務省對龜田鄉土地改良區這種操之過急的決定提出了反對意見，但他們沒有行使強權，而是採取了拖延問題的辦法來應付。最後是擔任財務省的預算審覈官相澤英之想出了打破僵局的妙計。

現在，龜田鄉所採取的措施已經透過法律的修訂而得到正式承認。佐野身體力行，維護農民的利益，雖然有時超出了法律制約，但佐野對此並不太在意，他說這是因爲「那些法律是個爛法」。

起動日元貸款專案

就在1978年2月，中日友好協會的孫平化等人邀請了佐野這位豪放磊落的漢子合作開展三江平原改造計劃。雖然當時在場的中國政要們聽到佐野說「好吧，那就一起試試看」後，甚是高興，但對該專案的可行性，估計他們內心是「半信半疑」的吧。

龜田鄉由信濃川、阿賀野川、小阿賀野川三條河流環繞，形狀與三江平原非常相似，但自然條件的嚴峻程度卻大不相同，最主要的是，溼地的規模無可比擬。將龜田鄉的成功經驗照搬到中國的巨大溼原，能否收到預期效果，當時誰都沒有絕對的把握。

1982年11月，佐野藤三郎（中）迎接JICA先遣調查團的成員回國（圖片提供：中山輝也）

實地調查首先由民間機構主導發起，然後由國際協力事業團（現爲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進行初步調查，再由政府牽線進行技術調查。之後在1984年春，農水省結構改良局建設部部長鬚藤良太郎在結合了佐野的原委說明，向中國政府提交了最終報告。

在此期間，中日兩國於1978年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鄧小平副總理訪日交換了條約批准書，接着大平正芳首相訪華，兩國經濟合作取得了進展。 1979年9月，谷牧副總理訪日，請求日本提供日元貸款，由此起動了第一次日元貸款專案。

在帶領龜田鄉土地改良區的民間調查團工作之餘，佐野還積極促進新潟縣與黑龍江省建立友好縣省關係。在其友人、擔任新潟市市長川上喜八郎的幫助下，省會哈爾濱市與新潟市建立了友好城市關係。進而佐野還向縣、市政府、社會黨、勞工組織等發出呼籲，並有自己出任會長，成立了「新潟縣日中友好協會」。

黑龍江省三江平原農業工程技術考察團訪問新潟縣廳（1980年1月，圖片提供：中山輝也）

在協調政治環境的同時，佐野促成了態度比較消極的新潟縣知事君健男與黑龍江省長陳雷的高層會晤。這就創造了一個良好環境，使新潟縣及新潟大學的農業工程師們可毫無顧慮地參與到三江平原調查團中。

農林水產省建設部長鬚藤良太郎（右）向中國農業工程設計院張副院長（左）遞交三江平原開發調查報告書（1984年3月27日，北京，共同社）

當選爲工商界赴中國東北地區考察團副團長

當時負責對華經濟合作的組織團體中，除了日中經濟協會之外，還有日中東北開發協會。該協會的會長是日本興業銀行的正宗豬早夫，擔任副會長的野村證券會長田淵節也也是一位實力派人物，同時大平内閣的外相大來佐武郎兼任顧問一職。1990年7月，日中東北開發協會組織派遣了一個由135人組成的工商界代表團前往中國東北三省考察，由田淵做團長，佐野被選任爲副團長。

佐野曾聽說田淵和前首相竹下登是舊制松江中學的同窗，關係密切。另外，他還向擔任過農業大臣的羽田孜（後成爲首相）和龜岡孝夫等人諮詢，得知了竹下登對日元貸款專案有很大的影響力。當載着工商界考察團的包機飛過三江平原時，佐野在機艙裏跑來跑去，象孩子般地一腔熱情地爲大家介紹三江平原計劃的概要。

在次年的1991年7月，日中東北開發協會再次組織了工商界人士代表團，這次由佐野帶隊，去黑龍江省考察計劃中的開發地區。該考察團成員包括曾竭盡全力促成JICA派遣調查團的前農水省的職員、小松製作所會長河合良一（日中經濟協會會長）、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會長金森久雄等人。

考察團一行參觀了擬建的龍頭橋水庫現場後，與副總理田紀雲、國家計劃委員會、農業部等中國政府相關機構的領導舉行了會談，請求將三江平原列入日元貸款專案之中。中國政府官員眼中，這些日本工商界人士完全就像是開發計劃的拉拉隊一樣。

沒有收到三江平原專案内定的消息

關於日元貸款的決定程序，是先由JICA向中國政府提交實施計劃調查報告，由中方篩選專案清單，並向日本政府提出請求；之後，日本政府對實施專案做出最終決定。在第1批次和第2批次的日元貸款中，中國政府將運輸、交通等沿海地區基礎設施做爲了優先隊形變換領域，農業因此被推遲了。

佐野還與黑龍江省的領導們一起分析了形勢，並預測該計劃在1990年開始的第三次日元貸款中應該可以獲批，然而這個預測落空了。佐野向日本政府和中國政府的相關要人都作了充分的說明，並走訪了日本工商界的首腦們（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會長齋藤英四郎、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鈴木永二、三菱重工顧問金森政雄等），請求他們給予協助。佐野還請在說服中方重啓上海寶山鋼鐵廠專案上起到關鍵作用的大來先生到新潟市來，詳細地討論了有關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