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凝聚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巨大的智慧和心血。鮮爲人知的是，這場偉大革命同時也得到了來自各行各業的日本人的支援。此前曾在人物系列中，爲大家介紹過兩位爲中國「改革開放」這一偉大歷史實務做出過卓越貢獻的日本功臣：河合良一及稻山嘉寬。本文將繼續操作介紹在另一位日本功臣——大來佐武郎，他也曾爲「改革開放」做出過濃墨重彩的貢獻。
功勳卓著的日本經濟學家
大來佐武郎，1914年生於中國遼寧省大連市，父親是一位記者。1937年畢業於東京大學電氣工學系，曾先後在郵政省、外務省調查局任職。1947年擔任經濟穩定研究科科長，1953年出任經濟企劃廳經濟合作單位長官，1957年任企劃廳計劃局局長，1962年任企劃廳開發局局長，1964年任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總裁，1973-1979年出任董事長。
大來佐武郎是戰後對日本經濟隊形變換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之一，其在日本最重要的成就，便是他參與制定的經濟計劃使得日本在不到10年間將國民所得翻了一番。他是日本戰後第一位聯合國總部工作人員，是首位具有國際化視野的經濟學家，也是首位來自民間、代表日本的外交家。大平正芳任首相期間，大來佐武郎受邀出任外相，這是日本時隔20年再次由民間人士出任外相。外相卸任後任外務省顧問和國際大學首任校長。他既是政治家，外交官，也是一位功勳卓著的經濟學家。
圖片來自NHK紀錄片《支援中國改革開放的日本人》截圖
中國高層的市場經濟啓蒙專家
中國做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後，關於具體如何實施，高層仍處於摸索和研究階段。副總理谷牧向鄧小平建議「請外國人當顧問，可以幫助我們少走彎路向前進」，這一建議得到採納。1979年春節，受谷牧之邀，大來佐武郎和向坂正男以專家身份來到北京，瞭解了中國的經濟狀況，並在釣魚臺國賓館爲中共高層做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講座。
這次講座上，大來一行向中方介紹了日本的經濟隊形變換，並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提出許多建議。大來談到了日本戰後經濟高速隊形變換的經驗、日本經濟隊形變換預測、中日經濟合作設想、中國建設資金的積累、國外資金和技術的利用、增加出口貿易和外匯收入、企業技術改造和提高管理水平、經濟隊形變換順序、人才培養等重大課題。
鄧小平與大平首相和大來外相（圖片出自人民中國網，張雲芳攝）
這次講座對中國高層而言可謂振聾發聵。計畫經濟體制下的中國官員們，對經濟隊形變換模式程以及世界經濟形勢毫無概念，這是他們第一次和世界前緣經濟知識和形勢接觸，是改革開放之初，中共高層接受的第一次經濟啓蒙。大來的講座，讓中共高層刷新了經濟觀念，開闊了眼界，同時了也對未來改革開放的實施有了些許思路，並樹立了全新的隊形變換目標。大來後來還擔任了副總理谷牧的經濟顧問，在經濟隊形變換具體舉措上，是一個寶貴的關鍵智囊。
日本成功經驗的移植
大來參與策劃了日本戰後經濟復興的諸多專案工程，對於從廢墟上重建經濟，大來有着豐富的經驗。他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把這些成功經驗移植到中國，助力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經驗，便是藉助國際援助進行本國經濟建設。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百廢待興，急需資金支援。然而當時中國的舊觀念對「既無内債，又無外債」「自力更生」非常引以爲豪，從未想過申請國際援助。大來的講座讓中國的高層認識到，引進國際經濟援助對國家益處良多，正確適當應用不僅不會威脅本國經濟隊形變換，相反，國際援助可以解決本國建設資金捉襟見肘的難處，更快地實施經濟騰飛。這在國際上也是通行的舉措，並不是一件「丟人的事情」。
大來介紹說，以日本爲例，日本有兩種貸款，一種還款期30年的超低利率貸款「海外協力基金」；另一個低利率貸款是日本能源貸款，專門扶持國外的能源或者交通行業。中國都可以利用。在思想上革新了的中國官員，在大來等人的說服下，終於邁出第一步，開始敢於利用外國的貸款來搞建設，這在當時是一種全新的突破。
日本方面對中國的貸款事宜也沒有異議，這有一定的歷史終極因數。二戰後，中國放棄索取日本戰爭賠償，中日建交後，雙方達成了以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的方式代替戰爭賠償的默契。當時，對華的ODA援助的主要規畫者，就是大來佐武郎。
藉助這些貸款，日本在戰後經濟復興中的成功經驗慢慢流入中國，輔助中國改革開放前期的基礎經濟建設。改革開放許多大專案的實施都有ODA的援助，例如北京國際機場、上海寶山火力電廠、中日友好醫院、北京捷運2號線、甘肅内蒙古防風林、22省份的教育人才培養計劃等等。39年來，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專案的總額3.65萬億日元（合約2551億人民幣），各行各業，都有ODA的影子。這些貸款解決了改革開放初期建設資金方面的燃眉之急，可謂雪中送炭。
中日「賢人會議」
改革開放初期，爲了學習國外先進經驗，中國高層多次派出考察團前往國外學習考察，同時也經常請外國專家來華講學，還批准邀請外國經濟專家如大來等人當顧問。隨着交往的深入，日本專家提議建立一個「賢人會議」，即建立由專家組成的交流會，定期開展交流。一方面能夠讓交流定期化常態化；另一方面，以往的專家講學總是一方講一方聽，很少進行互動交流，不能深入。交流會的形式，有利於雙方開展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討論。
經過中日雙方多次協商，決定成立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交流會每年召開一次全體會議，輪流在兩國舉辦，重點討論雙方共同關心的宏觀經濟形勢和中日經貿合作問題。
圖片出自《百年潮》2018年7期
交流會在當時具有重大的意義，不斷爲改革開放事業出謀劃策和解決實際問題，幫助中國官員進行經濟決策。由於交流會「官產學」相結合，半官半民，因此既得到中日雙方政府的支援，又具備民間性的特點，能夠放開討論問題，沒有太多政治包袱。每屆交流會討論的都是當時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世界經濟熱點問題，以及改革開放初期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引進項目、籌措資金、改造設備等具體問題難題。
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既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也是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和推動者。會議期間雙方官員、學者、專家不見記者，不對外，關起門來深入研究中國的經濟隊形變換，成爲了中日高層經濟層面的對話機制，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個重大舉措，對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大來佐武郎代表着一批具有遠見和國際視野、勇於反思戰爭、積極推動日本戰後崛起的一代日本人，他們不僅在日本做出了傑出貢獻，同時對中國抱有懺悔和感恩之心，願爲中國改革開放提供無私的援助。這些人物和事蹟，直到今天依舊值得大家瞭解和頌揚。
撰稿 中日雙語雜誌 《聴く中國語》
編輯修改 JST 客觀日本編輯部
